(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联系电话:68994602)

　　2003年的承德，正沉浸在避暑山庄建成300周年的喜悦中，却爆出了一起震惊国内外的“外八庙”监守自盗文物案。

　　“这件案子有可能取代荆门博物馆监守自盗案，成为中国文博界第一案。”知情人如是说

　　本刊记者/吴佩霜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金钟道万豪酒店，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拍卖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20多名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籍富商参预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

　　都是皇宫中的精品

　　49件拍卖品中，最名贵的是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它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万美元(227.4万港元)购得。

　　拍卖会上共售出20多件文物，总售价为390万港元。未成功拍卖的文物，仍由佳士得保管。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文物总局收到了内地驻港某部门人士的消息，大意是本次拍卖会的大部分拍卖品带有故宫编号，疑似故宫藏品。并且提供了部分文物上的编号。

　　如果是故宫博物院文物流失，那将非同小可，国家文物总局立即通知国家公安部，并联同香港警方对拍卖品进行清查，结果发现：20余件文物确实标有“故字号”。

　　“最初，国家文物总局拿来了5个故宫编号，核对账目后，发现有4件编号对应的文物已经在五六十年代调拨到承德外八庙，其中包括那件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还有1件也在同期调拨到山西某古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朱介绍，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将热河(承德)行宫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所有文物都编入“故字号”，并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充实地方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近十万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馆。其中，对原属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部分文物进行了返还，并另加拨了原存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文物，总共多达5000多件(套)。

　　可以说，“全国省级(少许市)级博物馆几乎都有故宫博物院调拨的文物。”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是古代皇帝的行宫，因此调拨过去的文物都是皇宫中的精品，相比起民间文物，更加精美，价值也更高。”朱诚如说。

　　窃案疑点重重

　　随着警方对作为文物流出地的承德外八庙进行调查，一条侵吞文物的“大鳄”终于浮出水面。

　　李海涛，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曾在承德市文物局文物研究室担任研究员。

　　“戴副眼睛，个子不高，看样子挺老实憨厚。衣着很朴素，出入老骑着那辆破自行车。”文物局的同事称，他靠进修拿了大专文凭，对文物鉴定，尤其是对密宗小有研究。

　　李海涛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并在担任研究员期间，被评为副高职称。

　　承德市公安局内部人士经过调查怀疑，李海涛早在10年前就开始监守自盗，经其手流出的文物超过百件，主要卖给了国内的文物走私贩子和个人收藏家。

　　据悉，拘捕李海涛当晚，还在李家发现了未转手的20多件文物。

　　“他盗窃文物库房的藏品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仿制赝品，换出真品；另一个就是把没有登记入账的文物，私自带出。”曾在承德市市委任职的一名官员透露，“该案件牵连甚广，涉案人员约有三十人，包括承德市文物局官员、北京和锦州等地购买文物的人。”

　　承德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即“吉祥的须弥”。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

　　文保部共有6人负责管理外八庙的文物库房，其中一人负责记账，是不允许进入库房的。进入库房要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库房外的木门和铁门，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握。库房里有24小时的监控镜头。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是一栋两层楼房，楼前两个香炉，独立的院落，朱红的高墙。记者试着推最外层的木门，发现门从里面反锁，院子里的狗听到声音，开始狂吠。院里的两名保安闻声而至，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

　　他们告诉记者，24小时轮流有保安人员在文物库房外看守，每班两人加一条狗。

　　在看起来如此严密的看守下，李海涛涉嫌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他长年作案至今才被发觉，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起案件目前仍然疑点重重，尚在侦破中，但承德市警方证实，去年佳士得拍卖会上的部分文物已经追回。

　　监守自盗家贼难防

　　对于外八庙的藏品数目，外八庙管理处的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其不清楚具体数目，只知道外八庙共约有7000余件，文物库房里大约有6000多件。而在其接手管理处的时候，也并未进行清查。

　　这名负责人的理由是，“去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文物保护法》，才要求新任负责人接手之时须办理馆藏文物移交手续，而旧文物法对此未有涉及。李案11月才被发现，之前未来得及对文物进行清查。”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认为，相比以前，各地博物馆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外面的人要想偷窃非常困难，但是“家贼难防”。

　　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的文物案件，似乎印证了这朱诚如的这一说法。

　　原荆门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必胜和王传富盗掘古墓、非法出售馆藏文物案，原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黄小江珍贵文物流失案……均是监守自盗。

　　有专家认为，馆藏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为我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盗掘古墓的第二大来源。

　　而这些案件的案由虽各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时间跨度长。从事文物犯罪都在5年以上，黄案甚至长达17年才被发现。

　　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学者认为，博物馆的管理不规范，文物部门对馆藏文物的清查流于形式，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不仅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所属博物馆馆藏情况不知其详，一些地方博物馆连自己有多少馆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数量呢？

　　而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是故宫博物院，博物院目前存有百万件(套)文物。国家投资3个亿建立了地下库房，温度长年保持在14～17度之间，湿度保持在50%～55%之间，这样的条件在国外也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其他的博物馆就不那么幸运了，除了少数主要的博物馆，国家对地方博物馆的拨款并不充足，一件“无价之宝”可能就是当地博物馆的一个负担，既无法创造最好的条件去保管，也没法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

　　经费不足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管理人员不足，尤其在某些县市级博物馆，管理相当混乱，博物馆管账和保管文物的就是同一个人。而文化部于1986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明文规定：“管理藏品总登记账的人员不得兼管藏品库房。”

　　解放初，我国仅有21家博物馆，现在已发展到超过2000家。数量的增加并没有保证质量的提高，“比较好的是上海、河南、陕西、福建等省级的博物馆，而一些县市级博物馆的馆藏条件并不乐观。”朱诚如称。

　　而在一些偏远地方出土的文物，其价值也许很高，但又不能把其都转移到省级的博物馆，因为文物界约定俗成的惯例是，当地出土的文物就归当地博物馆保存。

　　在利益的驱动下，又有如此高的隐蔽性，一些博物馆的内部人员难免会铤而走险，利用本身的资源，进行“创收”。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文博界同样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

　　“一个令人痛心的数字是，90年代后被偷盗流失的文物，是以往任何年代文物流失之最。”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