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杨绛女士的新著《回忆两篇》，其中有一篇是写她的丈夫钱钟书先生的，从中颇获教益。

　　钱钟书先生是当今举世公认的大学问家。有人曾给他的《管维篇》作过统计，说这部稀世巨著中所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有近千人左右，被征引的著作达一千七八百种，由此可见他学识的博大了。

　　40年代，笔者居京就学时，钱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大喊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大家惊问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在图书馆中遍寻未获，正巧碰到了钱钟书先生，便上前请教。钱先生笑着对他说，你到那一个架子的那一层，那一本书中便可查出这个典故。这位同学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这个冷僻的典故，因此他大为惊讶。

　　那时，钱先生只有40多岁，已经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围城》、《谈艺录》等著述，早令世人佩服。钱先生的笔锋犀利，不少人都有些怕他。虽然他待人宽厚，常开玩笑，但他学识之渊博，却使学生产生敬畏之感。还记得有位同学在学期末交了一份读书报告，草草交账。钱先生看后，不加一句评语，却把他所引的话的出处一一注出。当时大家表面都笑话这位同学，但从心里不得不佩服钱先生的学识和记忆。

　　钱钟书治学十分刻苦，当时清华所藏西文图书，几乎每一本的书卡上都有他的名字。那时流行的一本词典是《简明牛津词典》，别人的用了几年仍很新，而钱先生的已相当旧了，并且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可见他花的功夫之深。

　　有人问钱先生藏书有多少，他幽默地回答：“多乎哉？不多也。”可见他并没有藏书癖，但又常见他隔几天就去图书馆抱一大堆书回来。这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他又最有藏书癖，只不过他的书都藏在脑子里了。学生们每次论文答辩前，都有一个想法：其他老师提问，或许能应付，若此老一发问，便会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