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成千上万的养鸟者当中，最气派的莫过于养鹰了。论个头儿，一尺多高；论分量，二三斤重；论形态，文翮鳞次、砺吻钩爪。如此雄健威武的庞然猛禽架在胳膊上，怎能不引人注目，又如何不气派？

　　鹰，亦称苍鹰。从《诗经·大雅·大明》中的“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一语看来，远自中古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然把鹰这种猛禽看做是是奋扬威武的象征了。

　　隋朝开皇年间，设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大业3年(公元607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为鹰击郎将。足见当年的统治者在武将中极力提倡鹰的奋扬威武精神。

　　关于大批驯鹰使其成为狩猎工具的史料记载，亦始见于《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唐代沿袭了前朝饲鹰遗风，专设鹰坊，由闲厩使(官名，圣历中置)管辖。由于朝庭与民间养鹰之风日盛，因此以鹰为题材的唐诗亦层出不穷。例如杜甫的“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力赞了鹰的形美与善飞；柳宗元的“凛然空翻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声情并茂地状出了鹰的敏捷与磅礴气势；而耿炜的“举翅云天近，回眸燕雀稀”则描绘出雄鹰凌空搏风，杀气森森的威慑之貌；而苏东坡：“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那驾鹰出猎的气势，又是何等的奋发、昂扬。

　　剽悍而又极善狩猎的满族人进关后，帝王与贝勒们每年冬天都要穿着罕德罕(满语：鹿皮)的马褂，外罩罕德罕的坎肩，架着鹰牵着狗，下南苑海子(皇家狩猎苑囿)举行声势浩大的围猎活动。上行下效，天子脚下的庶民亦渐渐以养鹰猎兔为乐事。

　　养鹰猎兔虽有逸趣，但“熬鹰”却往往使人精疲力尽。刚捕的幼鹰，野性很大，必须昼夜看宁，勿使其得分秒睡眠；此外尚须禁食，仅喂其白菜水。如此不食不眠一个月左右，俟其体重由三斤降至七八两，再补以肉，使之恢复原来的体重；稍事训练即成得心应手之猎鹰了。

　　猎兔的情景是扣人心弦的，主人站在荒野的高处，除掉鹰帽、爪套及爪链，鹰便环视四周，跃跃欲试。主人的几名助手四散于方圆数百亩的荒草丛塚中，以修长的枣木杠儿左右搜寻，徐徐前进，忽听枯草刷刷一响，随后便有一只野兔霍然窜逃；那躲在远处的猎鹰早已瞋目而视，猛然腾空而起，恰似一道闪电凌空掠过，及至俯冲下来，可怜那野兔立即鲜血迸溅，气绝身亡矣。无怪乎唐诗人章考标有诗赞鹰曰：“穿云自怪身如电，杀兔谁知吻胜刀。”而王摩洁《观猎》中“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则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