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先生最快意的一件事,就是他1927年到上海后,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音乐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前,音乐这个专业不被重视,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附庸,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称为图工操唱。后来经过他的努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体科终于两科分立,音乐科得到应有的重视。为了向全国普及,萧先生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让各省选送若干学生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原地。这样一来,这座高等音乐学府里,也有了来自边远省份的“土包子”了。
1936年,日本乐队指挥近卫秀吕到上海指挥一个外国营弦乐队,为了表示“亲善”,他提出回国后要送给音专一架钢琴。过了一些时候,日本领事馆写的一封信中说,近卫秀吕的钢琴已经运到,请音专派人去办交接手续,萧先生的答复却是拒绝接受。抗战期间,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组织南京伪政权,也曾企图拉萧先生下水。但是他始终在上海这个孤岛上维护着那个风雨飘摇的音专,一直到1940年病逝,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记得上海有一家自来水笔公司曾经邀请各界名流用它的产品题字,并把这些字迹汇印成册,证明它的金笔特别适用于写中国字。其中有一页是萧先生写的,内容是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作为一具辛勤创业的爱国音乐教育家,他的作为不是正体现了于谦这首诗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