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那些年代中，北京因政府南迁，再加受到当时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所以市面比较冷清；能够用以点缀的，就是一些中学和大学了。尤其是大学，国立的“三大”、“二专”，即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艺专和体专，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笔固定款项汇京。清华也是国立，但用的是“庚款”，是另外一笔；燕京、辅仁、中法、协和医学院，都是教会办的，款由教会拨。另外还有私立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华北大学、京华美专等。一些著名的大学，经费充足，讲师、教授的工薪都比较高，因而就生活优裕，颇为大家所羡慕了。

　　《罗曼罗兰传》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三十年代初在中法大学作教授，另外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收入在300元左右。当时物价便宜，面粉只要3元左右一袋(22公斤)，300元收入就很可观了。当时鲍先生住家共有两个小院，8间北屋，有盥洗间，有浴缸，有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书房、客厅四壁书架上有由法国带回来的千种的精美书籍。这在当时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其生活之优裕可以想见。

　　有些留学国外的教授还娶了外国夫人。有的外国夫人自自也是教授，他们住的往往是有花园的房子，生活水准之高，是可以想像的。

　　三十年代初，北京国立大学还有“部聘教授”的名称，即聘书由教育部发，如刘半农、钱玄同、徐志摩几位先生都是，薪金高达500元。可惜好景不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七七”事变之后，教授生活每况愈下，一落千丈了。

　　在1937年至1945年北京沦陷期间，“有四大贱物”之说，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东西，却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为“贱物”，则是一样的。

　　教授的生活水准，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在谢刚主先生给徐一土先生《一士类稿》写的《序言》中有几句道：“在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象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点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这就是由战前的吃馆子，到沦陷初期只吃点点心，再到买烧饼当饭。不过这是家中人口少，有余力的。在最艰难的吃混合面(用玉米茎、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年月里，家中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热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是要煞费苦心，甚至是很难办到的。

　　冯成钧老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就到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的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在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扯扯拉拉，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与夫人分着吸。现在还健在的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伯老先生，到学校时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到沙滩上课。就如前文说的鲍文蔚先生吧，这时在沙滩文学院作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庖人、女佣等，只好由鲍师母自己做饭。先生也无力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