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阜城门外的钓鱼台国宾馆园林，原是有名的风景区。老北京还记得那是骑着毛驴游玩的好地方。

　　鲁迅1924年5月移寓阜成门内以后，离钓鱼台不远，他先后去玩过两次。第一次是1925年4月11日，偕母同游。第二次是翌年3月7日，同品青、小峰等九人骑驴同游钓鱼台，这都写在他的日记里。

　　早在七八百年前的金代，钓鱼台原名鱼藻池，在金主游幸的同乐园中。元代时，亦为皇帝游幸之所，名玉渊潭。到明代，该地杂有居民村落，名花园村。万历初年，这里是皇亲别墅。据刘侗的《帝京景物略》描绘说，这里“近都邑而一流泉，古今园亭之美……堤柳四垂，水四沽，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闲，曲房入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

　　到了清代乾隆二十八年，在这里修建了行宫，把鱼藻池疏浚成湖，并引来香山之水，直通护城河。翌年，增建了钓鱼台台座，乾隆皇帝题写了“钓鱼台”匾额，挂在台的西面。同时还修了养源斋、潇碧亭等陪衬建筑物，颇具规模。

　　不过，在乾隆之后的数百年中，钓鱼台虽名为行宫，实际只是皇帝过路打尖的地方。他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圆明园，如去天坛、先农坛祭祀，或者去西陵谒陵，天破晓起驾，过海淀往南，一直来钓鱼台，刚好吃早饭，照例在这里休息用膳，而后进发。当时这处行宫的外面，还是任人游赏的。清沫富察郭崇的《燕京岁时记》里说：“每逢重阳，长安少年多于此处赛马……”曼殊震钓的《天咫偶闻》中亦谓：“每岁中元节日游人多聚此，名为观河灯……”可见，那时就是个郊游胜地。

　　末代皇帝溥仪，曾经把钓鱼台行宫赏给了教他读书的陈宝琛。当时陈宝琛住在西城灵境胡同八宝坑，并未搬去“颐养”，只是在这里祝寿请过客。民国以后，钓鱼台仍归清室遗产管理单位管辖，惟园林日见荒芜，到五十年代以后，才逐渐修建成国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