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6日电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世界遗产普遍面临旅游威胁。相关专家指出：“世遗的基础是保护，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开发，光顾经济效益，人满为患、错位开发，这样的观念下，再好的遗产，也是‘申’来就‘死’！”

　　对35个濒危遗产的审议，是世遗会的另一重点议题，而中国的世界遗产很幸运地不在其中。但此次世遗会，中国有5处世界遗产在质询名单内，是受评估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潜在的危机不容忽视。

　　报道说，近年来，“事故频发”的中国世界遗产地不在少数。武当山遇真宫大殿遭火焚；南京明孝陵申请扩展项目成功仅一个月，明孝陵的“下马坊”就因宁杭公路拓宽面临拆迁窘境；武陵源、张家界更因过度商业化城市化而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警告。

　　媒体曝光，上级管理，违规的建筑建了又拆。风波虽然平息了，但是一进一出，对环境的损害、对资源的破坏浪费，这笔账却没人算。至于开发中“人满为患”、“楼满为患”的旅游威胁，更是在全国遍地开花。

　　“黄金周一出去旅游，到处只见人不见景”。报道说，因为游客众多而影响文化生态平衡的，就有丽江、敦煌等世界遗产地。这些旅游威胁往往被忽视，甚至被错认为繁荣的标志。

　　人们熟悉的，是这样一些数据频频见诸报端：山西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当年旅游综合收入高达4800万元；同年被列入名录的云南丽江2000年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了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黄山申报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辽宁“一宫两陵”申遗成功后，当地媒体立刻欣喜地宣告景点旅游人数激增。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对此忧心忡忡，“从我考察过的地方看，能做到完全保护的基本上没有，过分强调开发利用的问题比较普遍”。葛剑雄举例说，他在韩国参观的某遗产地，对参观人数、参观路线等都作严格规定，参观区只允许无污染的特定车辆进入，且仅有一处小卖部，为游客提供一些简单的食物饮料。而在国内大部分景点，索道、缆车已是“必备设施”，鳞次栉比的旅游纪念品商店，更是把景区变成了商业区。

　　报道说，一直以来，都有专家呼吁对遗产地的参观人数采取限制手段。然而，当“世遗”成为“开发”的金字招牌，这样的建议往往就被经济利益的光芒掩盖。各地蜂拥而起的申遗热情，很多是这样被刺激起来的。

　　重庆大足石刻、山西平遥古城和安徽皖南古村落的成功先例，以及申遗成功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效益，让各类石窟、古城、民居都跃跃欲试。不少地方，甚至为了申遗去造假，伪造古迹。

　　葛剑雄表示，听说梁祝要联合申遗。梁祝不过是个传说，现在各地都说自己那里是发源地，有梁庙什么的。文化遗产是非物质的，本身就不需要有现实的物质存在。“为了申遗，做太多劳民伤财的事情，过火了”。

　　“最可怕的是盲目申遗。”参加过多次世遗会的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梁永宁称，现在很多申遗城市，连申报的标准都没有弄明白，就先投入大量资金，“这样的前期投入，只能通过申遗成功后大力开发旅游来补回”。

　　有人把中国的申遗称为“背着遗产奔跑”。一个可能拥有最多遗产的国家，一个经济正在腾飞的国家，寻找保护与开发的最佳平衡点，成了中国申遗的关键。(林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