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还是领袖伟人创造了历史？究竟是时代造就了伟人，还是伟人推动了时代？对于这些问题的再思考，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为世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2004年是一个纪念和缅怀伟人的年度。前有原美国总统、东西方冷战终结者罗讷德.里根溘然谢世，引发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浪潮；后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带来深刻揭示其历史功绩的纪念和缅怀。

　　邓小平与里根同为20世纪80年代举足轻重的著名国际政治人物。他们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想、思维方式和历史伟绩垂范后世、延响至今。对于邓小平来讲，三起三落的坎坷遭遇塑造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著名的"不死鸟"。

　　不仅是80年代，在整个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邓小平获得了属于他的时代。这种历史机缘，对于中国是百年一遇，对于世界也显得无比重要。

　　邓小平是世纪伟人，邓小平的百年就是中国的百年。从历史进程来看，邓小平是能够以个人意志而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位伟人。

　　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中指出："政治家的影响是由他的行动结果所决定，而不是由其初衷决定的。"邓小平所主导的开放政策、改革手段、权威体制、发展模式，在结果上真实地推动了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其影响还将延续50年甚至100年。

　　相比较而言，前一位凭个人意志而深刻影响中国的神性伟人毛泽东，虽然奋斗初衷也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雄心壮志不外乎赶美超英，但封闭政策、自主模式、极权体制、斗争哲学造成的结果是事与愿违，毛的影响在其身后随时光流逝而迅速减弱。

　　邓小平并非无所不能，他是人而不是神，但邓小平却是能够挽民族狂澜于即倒的少数杰出人物之一。回顾20世纪，中华民族几度濒临危险边缘，中国社会数次陷入失控状态，但在邓小平掌舵的时代里，他以历史理性和巨人气魄左右着中国的航向，既避免了东欧变色、俄罗斯转型的大幅震荡，又避开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普遍陷入的"拉美化"陷阱，同时更排除了权威主义的保守倾向可能窒息中国改革开放的恶果。

　　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展开球籍讨论、提倡与国际接轨观念，开启时代新声，嘉惠的不只是一两代人，而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身处地球之上，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解放以后，无论是主动封闭，还是被动孤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也没获得更多的国际发言权。

　　在毛时代的后期，中国的外交地壳开始松动。中美、中日先后恢复关系，中国重返联合国。邓小平是这场外交崛起运动的积极推进者，并继而成为中美建交和中日复交的具体执行者。

　　邓小平在80年代早期就睿智而明晰地把世界大势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世界局势就是东西南北，其中发展是核心。同时，邓小平也是惟一拥有恢弘胆略和长远目光来放眼中国未来50年的伟人。

　　在国际空间和历史时间组成的巨大坐标上，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准确定位：在空间上不受干扰、心无旁鹜，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在时间上把中国的发展分为三步走，从温饱到小康，再到中等发达国家，一步一个脚印，一百年不放松。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素以勤劳、智慧、勇敢著称，如果中国人堪为"心有灵犀者"，惟一缺少的则是最后的"一点通"。邓小平超拔时代的大局观、未来观，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他的南巡讲话，就是点通民族心灵的无上圣手。

　　今天，争强好辩的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以"猫论"和"摸论"为代表的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国不再是一个清谈的民族，而是一个实干的国家。渐进改革、和平演变的中国特色道路，在进步与保守之间取舍兼容、不走极端的政治平衡术，"一国两制"的创新型社会制度，都是邓小平留给中国和世界的财富。

　　港澳成功回归，是邓小平模式的胜利；台湾悬而未决，犹待后人智慧。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及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上，邓小平以清醒和务实来缓解现实矛盾，铺就交流桥梁，也赢得普遍尊重。处理21世纪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双边关系，更需后来人兼具邓小平的原则立场和柔软身段。

　　公众社会、自由经济和国际意识，这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巨大贡献。当然，中国还需要宪政、法制，需要人权、民主，这是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重任，既是挑战，更是责职。

　　邓小平为中国拨正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逻辑，这使他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影响超越了前辈和先贤，成为中国乃至人类的骄傲。

　　文章来源：日本《中文导报》 文/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