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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过热，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事实上，这个结论是不合适的，措施也并不得当。政府的责任是把“冷”的地方搞热，而不是向“热”的地方一瓢水浇下去

　　自9月21日开始，央行关于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个百分点的决定正式实施。这一决定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公布，其意旨非常鲜明，中央要给经济降温。其实，早在这一决定公布之前，央行的5号令、121号文件已经透露出降温的意思。

　　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8月份经济运行几项统计数据显示，该月全国工业增加值的增幅为17.1%。这又是一个扎眼的数字，可以预计的是，其余若干尚未公布的统计数据都不会低。

　　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出现了“过热”的势头？这个问题早在几个月前就有经济学家开始争论。何谓“过热”？学界对此并无明确的概念，每一位论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判断的。虽然学术界迄今没有共识达成，但决策当局是认为“过热”了。

　　事实上，对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下结论是不合适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这位从基层干起的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正值高速发展的时机，热得还不够，我们面临的问题都不在经济本身，而是来自经济运行的调控者。

　　“谁热了，是某些地方领导热了”

　　新闻周刊：在前一段时间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中央出台措施为经济降温以后，全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仍然很猛。你对这么快速的增长怎么看？这种势头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刘福垣：这种增长势头是个好事，是形势往好里走的一个标志。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逆调解措施，我认为这种增长势头是可以持续的，GDP的年增长率能维持在8%到8.5%。从全局看，经济没有过热，局部地区发展快，不是热，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反应。

　　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如果GDP的增长不达到9%到10%，就抵挡不住新增人口的压力，只有经济增长速度高，吸收的就业才多。就业转移的人口应该大于农村新增人口，但现在是相反的。

　　新闻周刊：你怎么定义“过热”？你同意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出现过热的说法吗？

　　刘福垣：我对过热的定义是，物价基本上超过5%的上涨，供给严重不足；在就业方面，劳动力感到紧缺。这才是过热。

　　从就业率这个定性指标来看，经济现在不但不热，而且是冷的。还要注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城市登记失业率，城市失业率不代表整个国家的失业率。

　　我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即便出现“热”，也都是结构性的热。当然现在还处于冷的阶段，因为产品过剩、劳动力过剩，甚至资金过剩。

　　有些地区确实存在虚热。明明经济发展没到那个份上，非要搞一个开发区，政府大量投入、大量借贷，这是政府热。现在经济正处于渴水期，轻度经济危机时期。什么叫经济危机，就是产品过剩的危机，现在有那么多产品卖不掉。我们还处在一个相对萧条的时期，何谈过热呢？如果热了，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卖得掉，而且还感到不足、物价猛涨。现在谁热了？是某些地方领导热了。

　　还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心里是“小脚女人”的思想，按照过去定的“翻两番”的目标，如果每年保证7%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实现。现在增长率是8%，在他就觉得是热了。

　　新闻周刊：今年头7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到了32.7%。其中以冶金、纺织、煤炭、化工等行业增长最快。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经济是结构性“过热”。

　　刘福垣：这些行业都是基本建设带动的，有的是出口带动的。大家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对增长有一个良好的预期，新一届政府提出来的政策都比较务实，大家对发展有信心了，这几个行业是最基础的，先起来了，带有一定的先导作用。

　　这些行业就算涨很多，只要不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搞的，是企业自己搞的，盈亏由企业自己负责就没问题。

　　搞市场经济不要指望所有的企业都挣钱，总是1/3挣钱、1/3保本、1/3亏损，市场经济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重复建设也不可避免。一个行业的投入统计的是总量，加起来一看觉得高了，实际上是一个个企业自己在那干，它自己有投放市场的根据。

　　“政府有病，不要给企业吃药”

　　新闻周刊：今年头7个月，全国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幅是21%，是过去5年增长最快的。你认为，推动货币投放飞速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对资金需求的因素多一些，还是金融机构不再惜贷的因素更多一些？

　　刘福垣：除这两个原因之外，我认为还有第三个，就是政府炒地皮。这一次四大商业银行放出的贷款，大多是贷给土地项目的，真正生产型企业贷款还是很少。

　　那么多新建的开发区，钱哪来的？是利用地皮从银行里往外套钱。很多地方在讲怎么经营城市，怎么利用一块地弄出钱来，然后修楼堂馆所修广场。这才是应该治的病。这不是经济自身的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加速的一个表现。

　　这恰恰不是通过紧缩银根可以解决的。紧缩银根，好的企业受影响、坏的企业也受影响，好的地区受影响、坏的地区也受影响。我的意思是，中央政府最好不要踩刹车，哪有问题就解决哪。总的来讲，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紧缩银根，有病的地方是政府，紧缩银根等于让企业吃药。

　　新闻周刊：本轮经济增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上一届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进行大规模的国债投资，而且连续降低存款利率来刺激消费。可是今年虽然经历了SARS，经济还是增长迅猛，其中的原因何在？

　　刘福垣：这一轮经济增长从去年十六大之前就开始了。应该说今年政府换届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就是“十五”规划执行几年以来，城市化建设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通过人口转移、工业集中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前几年发了那么多国债，为现在的起飞打了基础。各地报上来的GDP增长都在9%以上，当然这里面也有水分。中国一直有很大一部分地下经济、灰色经济没有拿到台面上来，中国的GDP盘子实际比现在大，现在新政府的开放度更大了，有些原来在地下的跑到上面来，加上换届以后对增长率的缩水没有以前那么大，所以经济不是突然起来的，我们的经济本来就应该起来。

　　“政府的责任是把冷的地方搞热，而不是把热的地方一瓢水浇下去”

　　新闻周刊：那你认为多快的发展速度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才是合适的？

　　刘福垣：城乡二元结构是我们国家目前的主要矛盾，也是高增长的动力。每转化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劳动力，增加的就业、增加的消费、增加的市场都是相当大的。目前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国家高速增长时期，如果没有各个方面的逆调节，10%的增长都不高。

　　新闻周刊：你认为，对待这一轮经济增长，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刘福垣：政府应该是中性的，对企业不要鼓励他，也不要给他泼冷水。经济有个自主调节的过程，政府应该做的就是把要素流动的障碍给解决，把要素在部门间流动的机制搞活，使市场形成一个平均利润率规律。什么叫市场经济成熟了，就是平均利润率形成了，你那边挣钱多，我就去了，等咱俩一起把价格降下来，第三个人来就没利了，看到别的地方有利，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资本应该能流动。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有些部门容易进入，它就上去了；有些部门不容易进入，就一直上不去。

　　政府的责任是把冷的地方搞热，而不是把热的地方一瓢水浇下去。

　　新闻周刊：经济快速增长老百姓却感受不到，前7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保持了缓慢的增长。这是为什么？

　　刘福垣：因为消费者对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缺乏信心，不敢消费。今年上半年全国银行储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还快，这是不正常的。首先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保障没有到位；其次，农民仍然得不到实惠，购买力上不去。

　　有社会保障、就业、教育这“三座大山”压着，人们不敢消费，如果政府能把这“三座大山”搬开，消费能力马上就释放出来了。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平衡器，没有社会保障，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是“非法”的。这“三座大山”我们也不是搬不了的，有能力搬，关键是有些既得利益集团在那当阻力。

　　新闻周刊：综合考虑目前的各种因素，你认为从今年第4季度到明年，经济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

　　刘福垣：还是往上走的态势。就像一个人，跑起来了，过了极限期，就算你给他加东西，他还会往前跑。GDP增长8%或者多一点是不成问题的，想再高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政策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如果不泼冷水的话，8.5%以上也有可能。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