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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SARS重来

　　虽然中国尚未宣布进入临战状态，但一些迹象已显出政府当下“外松内紧”的策略：各地纷纷公布了抗非典预案，一个非典直报体系也已启动，全国抗非典总指挥部重新集结——人们在重新品尝失而复得的如常生活之余，并未忘记SARS之痛。而在新一轮SARS似乎已在尚不可知的隐秘处酝酿之时，我们应如何面对方能不重蹈覆辙？

　　本刊记者/李径宇(发自北京)

　　孙展(发自包头)刘志明(发自天津)

　　秋日。

　　北京郊外一片静谧。小汤山疗养院二部(简称“小汤山”)显得有些落寞。但9月12日，中秋节刚过，小汤山陆续来了一些工人。他们是从北京的六大建筑公司抽调来的，任务是修缮小汤山。

　　据称修缮将花100万元，以弥补匆忙建成时留下的一些小的质量问题，并使它能在天气寒冷时运转。同时，院方被告知，如果北京一旦再发生50人以上的SARS疫情，小汤山将再次启用。

　　首都有备无患

　　一度被整体隔离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几个月前吃尽了SARS的苦头。9月12日，该院医务处高彤处长显得胸有成竹地说：“如果SARS再来，我们一定能赢。”

　　据介绍，人民医院对抗SARS的措施一直没有松，发热门诊始终运转，每天都有40多名发热病人去院内设的筛查门诊进行排查。

　　这两天，按照预案，人民医院进行了非典救治物资储备，库房24小时值班，一旦需要马上调配。医院还在每个科室都设了隔离病房，每个病房储备了口罩、防护服。如果查出SARS疑似病人，立刻将其隔离，然后，将之通过专用电梯紧急转运，并严格消毒。

　　与此同时，北京佑安医院一直准备着200张床位待命。医务部主任黄春称，发现病人，医护人员将在两小时内到位。为此，他们进行了多次演习。在市内，医护人员20分钟就能到位。10多天前，北京某地发生群体性高烧，该院所有医护人员2小时内全部到位，帽子、口罩穿戴整齐。“只要有一例SARS，二级预警就启动。”黄春说。

　　蒋荣猛，北京市非典医疗救治指挥中心专家组成员，地坛医院主任医师。曾参与过大量疑似病例的甄别工作。

　　蒋荣猛很乐观。他说，今年秋冬SARS反弹起来的可能性很小，“就算SARS发生变异也没关系，因为各种可能都已被北京市非典办充分地考虑了。我们制定了预案，如果SARS露面，很快就会捉住它。”蒋称，目前北京市60多家医院还保留着“发热门诊”，各医院发现发烧病人就转到发热门诊筛查。8月，北京还组建了1000多人应急救治队伍，并已启动3000多名医护人员的培训工作。

　　9月12日北京市出台的非典应急预案，被认为是中国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所制定的最详尽的预案。这个历时3个月，聚积了上百名医务专家的预案，将成为今年秋冬北京防SARS反弹的“纲领”性文本。

　　9月13日，在2003生物工程与医药卫生产业国际发展大会上，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韩德民指出，SARS受控时期使人们看到，医疗行业的危机管理职能逐渐建立并完善、社会和经济功能的提供能力逐渐恢复、资源重新整合，正常医疗，医疗和社会资源开始通过征用、划拨的方式进行整合，正是SARS，使北京乃至全中国社会的公共资源进行了整合，使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得到加强。

　　一个不发达地区的SARS防线

　　SARS让北京今年的GDP损失了1个百分点，北京市市长王歧山说。尽管SARS带给中国的损失目前尚无官方精确的说法，但它的直接影响是，国家投入了比以往多得多的钱在公共卫生建设上。

　　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副司长赵自林日前在中国卫生论坛上介绍，中国将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投入110多亿元。中央财政拿出57个亿，地方财政或利用银行贷款安排57个亿，来建设突发卫生事件体系建设。其中中央的57亿元中的95%用于西部和中部各省、区、市新建卫生建设，而首先投入的30亿元将先行启动市(地)级传染病医院(病区)和部分紧急救援中心的建设。

　　“现在每个乡镇卫生院平均每年能够投入30～50万，因为区财政加大了对医疗网的投入。”包头市郊区的九原区卫生局局长丰剑平告诉《新闻周刊》，“这些资金将用于人员培训、基础建设以及工资发放。”

　　这位局长说，为了防止SARS的卷土重来，该区已经对卫生防疫人员进行了培训，并且强化了疫情上报制度。现在总人口28.3万人的九原区每个村都有1～3个卫生室，这些卫生室负责对村民健康状况的调查，一个卫生室平均要掌握500户的情况。

　　此外，村卫生室不允许私自接诊发热病人，一旦发现发热病人就要及时通报乡镇卫生院以及防疫保健站。由乡镇卫生院负责诊断、监测，并上报区卫生局。

　　“下一步我们还要强化村级医疗网的建设，将每个村分区化片，由专人负责。”丰剑平说。

　　实际上，九原区的三级医疗网络是包头为数不多保持最为完整的医疗网。但是由于国家对乡村公共卫生长期投入不足，这个医疗网运作起来也同样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九原区的情况已算是不错的了。”包头市土右旗医院副院长张健民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诉说了这里的困难。土右旗位于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之间，这是包头市经济最为落后的县级区域之一。这里条件最好的医院就是土右旗医院。刚刚修建好的医院主楼，在周边建筑的映衬下显得颇为雄伟。

　　“政府投资的钱只能将这个框架搭起来，很多内部设施和附属建筑都需要医院自己想办法。为了这些，医院已经欠了50多万元的外债。”今春为了防治SARS，医院花费了50多万元，但是政府财政只解决了30万元。当初医院承诺给防治SARS医护人员每日30元的补助到现在尚无法兑现。

　　在基层工作多年的梁存锁也同样表达了对基层医疗网长期投入不足问题的忧虑：“现在要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在今冬明春流感爆发期出现SARS疫情的话，基层医疗网则很有可能会不堪重负。我们目前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强防范。”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在中西部和农村，而它们在上一轮疫情中，由于SARS去之匆匆，尚不能说经受过了最严酷的考验。虽然国家给予重视并加大了投入，但彻底改善并非朝夕之功。因此，这张初紧修补的大网能否经受住下一次冲击，尚待考验。

　　9月11日，包头市卫生局在下达的文件中提醒下属单位，无论如何也要做好预防SARS在今冬明春复发的准备工作。

　　“我们抱最好的期望，作最坏的准备”

　　——专访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博士

　　本刊记者/朱萍

　　新闻周刊：新加坡根据化验证据判断那个男子是SARS病例，而世界卫生组织却认为不符合严格定义，这个分歧难道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吗？

　　贝汉卫：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新加坡是孤立个案，只发现了一个SARS病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与该病人接触过的人都被隔离观察，也没有人感染上了SARS。

　　每一种疾病都有温和或严重的症状。SARS也如此，这次的SARS病人可能是症状不太严重。前不久在加拿大发现的SARS疑似病例也是化验反应呈阳性，我们发现了与冠状病毒非常相似的病毒，但却不是冠状病毒。这次的情况也有些相似，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现在可能还有SARS病毒的地方有两种：一是医院、实验室，特别是实验室，它们保存了SARS病人的材料，而这些病毒积攒到一定量后解冻就容易让人感染；还有一种来源是它曾出现的地方。

　　新闻周刊：前段时间中国重现SARS病例的流言，世界卫生组织是否进行了调查？

　　贝汉卫：就我们所知，很多小型急性病都被误以为是SARS。我们通常所做的就是接到报告后，派人到当地去调查、评估，然后得出结论。

　　我们强烈建议政府，除了向WHO通报已经化验确诊的病例以外，还应该做到两件事：首先，定期向公众通报对SARS的监督情况，包括发现多少确诊病例、多少疑似病例，可以每两周通报一次，也可以每月一次，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人们知道监控体系仍在运作，如果听到不到任何消息，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体系是否还在起作用。

　　其次，如果听到了某地发现SARS病例的传言，我们建议政府要追根到底，进行调查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听到流传得很厉害的传言，我们就会询问政府对该事件的意见。

　　新闻周刊：一个最被关心的问题，SARS近期重返中国的可能性有多大？

　　贝汉卫：我们也没有答案。

　　不过不要紧，不管它是否要卷土重来，我们所做的就是好像它会再度爆发一样去着手准备。不管它是否会再度爆发，监控体系都一样要起作用。这样的话，一旦发现SARS病例，才能做出迅速反应。

　　另外，我们还要对医院感染途径进行控制。记得上次全球爆发的主要地区，如新加坡、加拿大、香港、台湾、广东、北京等地，都出现了在医院SARS病人增多，传染给其他病人与医护人员的情况。我们建议和帮助政府改善全中国的医院的预防情况。因为如果SARS重返，病人们只能够去医院诊断、治疗，那是他们康复的惟一机会。

　　我们强烈建议，监控体系与对医院感染的控制都应该较上次期间加以改进。

　　新闻周刊：您是说(SARS爆发的)前景还非常不确定？

　　贝汉卫：是的。

　　新闻周刊：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SARS研究有什么进展吗？

　　贝汉卫：SARS研究有几个层次，一个就是SARS病毒的来源，这方面的研究有三个问题需要解答：第一就是弄清它的自然来源，我们现在很肯定它是来自某种野生动物；第二个问题就是何种动物能够携带这种病毒；第三个问题就是这种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体的，是哪一种动物、何时发生的，我们尚不知晓。

　　这些研究的时间将会很长，不光是研究SARS病毒如此，一项研究总是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出结论。因为并非你搜集的所有信息都是有用的，你必须广泛地研究，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比如，我们在一些猫科动物身上发现了与冠状病毒非常相似的病毒，这是个好消息，但我们不能就此最后结论说，这些动物就是它的自然来源，不能说就是这些动物把病毒传染给人类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疫苗等方面的研究，我们要研制药物改善治疗，还有就是测试诊断的改进，这方面有一些进展，但我们还需要更好的测试方法，我们需要很快判断出一个病人是否是SARS，但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测试方法。

　　虽然研究情况没有进展，但全球、包括中国的研究者都在非常努力地进行研究工作。

　　新闻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采取的预防措施？

　　贝汉卫：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我们一起在医院感染控制上进行努力，还要制订出新的指导方针。

　　对于监控体系，我们干得并不坏，但是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监控体系现在就应该到位了。中国政府已经在三个省着手先行，但是时间安排应该抓得更紧，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监控体系，几乎囊括了该地区的所有机构，而其他省市监控体系的准备也需要好几周。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广东更危险，只是SARS是从那里首先被发现的，我们需要更加注意。

　　总之，我们抱最好的期望，作最坏的准备。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