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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人知道罗刚这个名字，是在网上论坛或是网友互传。而在传统媒体中，对这个湖南人和由他身上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几乎只字未见。即便在记者前往长沙采访时，有关官员在私下对罗刚表示同情之余，仍然说：“过了这么久了，我看没必要报道了吧。”

　　显然，对这起发生在三个月前的事端，一些人希望公众忘却。但公众在网上的讨论却愈演愈烈——以致于罗刚本人对自己骤得大名也颇感突兀——2月25日至5月22日，他一共收到了1573封邮件，其中113封来自国外。

　　如果不是因为2月25日凌晨的那档节目和在节目最后3分钟的那个热线电话，罗刚仍旧是湖南人民广播员台知名栏目“心灵之约”的主持人。但，他的命运皆因一个“日本人”的突然出现而改变

　　本刊记者/唐建光吴佩霜

　　事情发生后，罗刚和当晚的导播郑义均被辞退，相关主管人员也受到处分。栏目在第二天被取消。

　　5月20日晚，罗刚在长沙一家酒店的大堂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

　　当时没想到事态严重，我只表达了一个普通国人的情怀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在长沙，我就是一个电台谈话主持人，这种节目在全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只是一个很坦率的北方人，有些事情我敢讲而已。

　　那天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那天很怪，我平时不穿西装，那天就穿西装打领带，莫名其妙。

　　我的节目叫“心灵之约”，每周一三五。一直搞了四五年。节目是11点到12点半。

　　12点10分左右，导播在外面的动静比较大，意思是这个电话比较好，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想谈中日关系。

　　我把电话接进来了。那个人先叫我罗刚阁下，我还是一惯地调侃说别叫我“阁下、陛下的”，调侃几句就开始了。实际上，我一听他开始读文章，就意识到措辞变了，说“支那人”怎么怎么的。

　　那瞬间我联想到太多东西了。我搞了十年新闻，知道应该怎么做。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讲讲也无妨。现在很多人传言说，我中了别人的套，答应给他三分钟时间，就得兑现承诺，实际不是这样。我当时没有挂掉，是因为想等他讲完。

　　那天晚上我有三大后悔，一是我觉得我回应得太轻；二是没有把节目时间延长；三是没有向听众告别。

　　我最后只是说了一句“那就这样吧”。我没有想到我十年的广播生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说了再见。

　　当晚，这个城市“爆炸”了

　　后来我回家了。当天晚上这个城市就“爆炸”了，但我并不知道。有些大学生开始唱歌，砸酒瓶子，睡不着觉，然后拨“110”。当天“110”接到200多个电话，然后去了四部警车去电台问怎么回事。

　　但是我都不知道。我的习惯是跟朋友吃完宵夜，回家听听碟看看书，到五六点钟时把手机一关，电话挂起来，开始睡觉。

　　第二天11点钟打开手机。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是湖南农大团委的一个干部，很急地对我说：“罗刚，你接的什么电话？我们的学生很愤怒！”

　　我还开玩笑说：“愤怒针对我本人还是日本人？”他说：“是针对日本人，现在农大海报贴满了，警察也来了，和老师及学生干部一起在平复学生的情绪。”

　　第二个电话是我们台长打来的，让我下午去一趟。

　　我到了台里，台长还冲我笑。我问：“明天节目还上不上？”他说“明天恐怕就不上了吧。”显然他也不知道事态会发展成么样。

　　但下午到总台开会，我才感觉到事情不那么简单。台长们一个个表态，“出了那么大的事故，我们有责任。”最后台长对我说，“明天你要到公安局去一趟。”

　　第二天，我就和我的主管副台长和导播郑义到了公安局，第一件事是要我写一个经过，我已经写好了。他们很吃惊，实际上我当天凌晨熬夜已经写了。下午他们告诉我，据可靠消息，这个人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他可能还要打电话来，可能还会跟你谈。

　　第二天，据说这个人被抓，我很意外。

　　从2月26号开始，节目就取消了，原来的时段一直放爱国歌曲，持续了5期。现在这个节目搞成了读点文章，放放歌，比较浪漫的东西。

　　不要以为不说就可以忘却

　　说实话，我是一个偏激的人。平和堂(长沙一家中日合资商场)我从来不去。去年小泉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当时就给一个开酒吧的朋友打电话，说你应该挂一个横幅，中国民间应该有声音。他马上挂了一个横幅，写着“强烈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情怀不是假的。

　　新闻周刊：作为节目主持人，你是否认为政治性谈话需要分寸？

　　我的判断是该挂断这个电话，我搞了十年的新闻，知道这是应该挂断的，但是我没有。电台直播有六秒延时，如果当时他一说“支那”我一挂断就没事了。当时我们副台长打电话给导播，要我把电话挂断。好像导播没有告诉我，但即使告诉了我也不会挂断。

　　这事我考虑到了，但我没考虑到影响有这么大。那个时刻我判断了很多事，第一我判断刚过春节，很多学生没回来。第二我判断这么晚了，电台节目还有那么多人听啊？

　　但(没挂断)最主要的原因很简单，我要让大家明白，这就是日本人。

　　不要忘记过去，不要把中国人所受的苦难忘了。不要以为不说就可以忘却。这就是我的目的。

　　新闻周刊：你因为什么理由受到处分被辞退？

　　说是因为接听了某日本人的电话，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新闻周刊：有意见说，那个人的话也指出了中国人的一些缺点，值得中国人反省？

　　我不需要考虑他所说的缺点是真是假。如果一个人说我胖，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他说我胖得像头猪，问我是对还是错的时候，我就不想听了。

　　新闻周刊：那么像你所理解的这种中日关系，何时才是尽头呢？

　　尽头就是日本人道歉，把靖国神社里的战犯神像搬出去，每一个首相就职演说，都应该先说“对不起亚洲人民，对不起中国人民。”这就是我期待的中日关系。

　　谁是“小原正太郎”？

　　2月25日，打进电话的“小原正太郎”，自称是在长沙求学的日本留学生。但关于他的身份，此后引出诸多猜疑。

　　随后，外界对于“小原正太郎”的身份有多个版本的说法，其一说此人的确是某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其二说此人是湖南益阳农民，在高校周围以卖文具为生；其三说此人是一著名高校在校大学生。

　　据罗刚称，他获得的消息是，此人已被警方抓获，名叫梁少男。据称，作案的动机是为了“出名”和“恶作剧”。

　　几经周折，一位知情者向记者描述了梁少男被捕过程。

　　事发后次日，即2月26日下午大约4点过，“小原正太郎”又打电话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找到另一位女导播，说他后天要从上海回日本了。两人约好当晚6点半，在一家超市的麦当劳见面。

　　之后，电台方面查看了电话号码，是在从长沙河西打来的，随即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

　　6点15分，经济频道5个人和3名警察来到了麦当劳，分头坐下。大约6点半，进来一个人，大约1.65米左右，很瘦，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发型和《地道战》里面的那个汉奸翻译一模一样”，挎着一个很大的单肩包，上身是灰色的旧夹克，下身是一条青蓝难辨的旧西裤，脚上是旅游鞋。

　　他去买了两人份的套餐，坐下来就吃。到6点40分的时候，他请邻桌一位客人(正好是电台的副台长)帮忙看一下东西，就出去了。副台长发现他是纯熟的湖南益阳口音。

　　此时，女导播的手机响了，“小原正太郎”说他明天要坐飞机到上海了，所以今晚没法来见她。

　　几分钟后，那个人又进来了，电台有人过去搭讪，并向他借报纸看，证实此人说话很像打进罗刚节目的那个声音。

　　此人吃完饭后出了麦当劳，即被警察以查身份证为名拦住。身份证显示他是益阳人，但警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打电话者。

　　后来查出，女导播手机上显示的号码是麦当劳旁的一个公用电话。由此判断即是此人。

　　大约8点钟，手机又接到此人电话，号码来自湖南大学校区。他说他明天要走了，女导播问他宿舍电话。按他说的号码打过去，果然是湖南大学留学生宿舍，住的是日本留学生和韩国留学生，但对方否认有这个人。

　　此时，警方已通过线索抓住了正在湖大校区的一个IC电话前打电话的“小原正太郎”。在他身上搜出了给罗刚打电话时的文稿，还有一些各地女性向他表示仰慕的来信。据后来知悉，他曾在一家杂志上以一个日本人的名义刊登了征友启事。当晚审讯后知道，他是益阳农民，37岁，已离异，有一个女儿，现在长沙一个民办大学学艺术。

　　后来有人揭出，当晚梁所念文章来自2000年1月19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栏目所载文章，为该报转引网上名为长谷川弘一的日本留学生的帖子。据记者事后比较，基本内容相近，惟措辞稍有不同。

　　湖南大学新闻系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当同学们听说打电话者系中国人假冒之后，情绪就渐渐平息了，“只能怒国人之不争”。

　　穿越历史的迷雾

　　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在一定时期内将依然不可避免，这尤其需要两国政治家拿出远见和智慧，来化解民间的对立情绪

　　本刊记者/胡奎

　　马立诚，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在2003年1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

　　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

　　“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实为当前切要。”

　　高企不下的民意门坎

　　马立诚在此后至今的几个月里，一直陷于中国网民们的围攻，许多网民们毫不客气地将他称作今天的汉奸，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人士也在公开的言谈之间对其文章嗤之以鼻。

　　不过，在日本海的另一面，情形是截然相反，马文被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并引起各派日本人士的普遍叫好。

　　这注定是一篇会引发争论的稿子。马立诚表示，这篇酝酿已久的文章已经达到了目标：启动人们的新思维。

　　在最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时，他说言，“文章引起了中日两国高层的某些反应。”中国社科院近日组建“东亚战略论坛”，中日关系问题被视为一个核心课题。马立诚被选为这个论坛的副理事长。

　　恩恩怨怨，纠纠缠缠，似乎注定是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现实。民间情绪的对立，成为摆在中日关系面前的障碍。

　　近日，正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圣彼得堡力会晤时，日本内阁政治协调部长麻生太郎(二次大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之外孙)却在东京大学演讲会上说，“日本无法与邻国中国和韩国有一样历史观。要知道，中国和韩国的历史观是错误的。”

　　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与日本《朝日新闻》合作，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半的中国回应者和45%的日本回应者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与1997年进行的前一次同样的测验相比，分别增加了21%和5%。

　　80%的中国回应者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而在40%的日本回应者那里，这样的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

　　《朝日新闻》随后的报道说，大多数日本人和中国人觉得中日关系正在恶化。

　　化解仇恨的理性

　　与马立诚一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者时殷宏对中日民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与敌意”感到忧虑。他说：“这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

　　在时殷宏看来，危险的方向之一就是纵由这种对立情绪恶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

　　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公众确实要“高瞻远瞩”地对待中日关系。

　　鉴于这样的危险，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整体安全环境的严峻现实，时殷宏提出，应当大力尝试“中日接近”。“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一个比较明确和经久的结论：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并且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而非大国权势争斗的根本原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关系。”

　　在时殷宏看来，亟待推进的中日接近对中国来说，可谓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其带来的好处之一将是，可以缓解中国的周边紧张形势，缓和对美外交压力。

　　作为中国对日关系新思维论的首倡者，马立诚显然乐见时殷宏的出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近来中日高层交往的迹象显示，双方都在试图展现温和与理性的态度。

　　马立诚认为，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在一定时期内将依然不可避免，这尤其需要两国政治家拿出远见和智慧，来化解民间的对立情绪。

　　“站得高一点来看，中日关系在未来历史上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一是日本加深与美国结盟，提防和对付中国；二是不即不离，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第二种状态其实是一种过渡，不是滑到第一条路，就是进到第三条路。究竟何者对中国更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马立诚说。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北美、拉美、欧洲、非洲等地区都开始进行强有力的地区整合，而文化与种族相似的东亚地区，却至今一盘散沙，抵触、防范与相互竞争的心态，正在阻碍地区经济发展和一体化的进程。

　　“重要的是，我们要像美国人一样有战胜国的气魄，要对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实力感到自信，”马立诚说，“我们要相信，日本再也不可能对中国进行侵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