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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长戴相龙称，随着输入型最大“毒王”孟某感染的人员已基本控制，天津不会重演北京的悲剧。但，戴相龙又表示，如果疏忽大意，天津疫情仍有可能在全市蔓延

　　2003年4月15日，对大多数天津市民来说，这是极其普通的一天。尽管相距100多公里的北京，从3月底就已传出SARS病例的消息，但据说“已得到有效控制”。天性乐观的天津人因而没有把发生在100多公里以外的“一小部分人”身上的病症，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然而，就在当天，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收了一名自北京转院治疗心脏病的病人。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到来完全打破了天津人原有的平静生活。

　　输入型最大“毒王”

　　54岁的河北籍男子孟茂盛(化名)患有比较严重的冠心病，需要进行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他于4月初进京求治，曾到北京阜外医院门诊求诊，但阜外医院没有收治。于是他又转而投医于北京民航总医院，并于4月7日入住该院。在民航总医院期间，手术一直没能进行。而此时，该院发现了SARS患者。

　　在得知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心脏病有专长之后，孟茂盛决定到天津求治。4月15日，这家医院为其做了详细的诊断，发现孟不但患有冠心病，还患有高血压、慢性肾衰、痛风病等多种疾病。4月16日下午，孟开始发烧，体温达到38.5度，并伴有咳嗽、胸痛等多种症状，在进行X光透视时，医生发现其肺部有阴影。

　　医护人员意识到孟的病症可能与SARS有关，但在询问孟是否曾与SARS型肺炎患者有过接触时，孟未告知他在北京民航总医院的情形。由于没有明确的接触史——这是当时统一颁发的SARS诊断标准中确诊的首要条件(标准1.1)，孟在武警医院最终未能被确定为SARS患者。

　　但4月18日，他们还是将孟送到了天津收治SARS的定点医院——天津市肺科医院。在肺科医院，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并一度出现肾功能衰竭。大量医护人员参加了对孟的抢救。专家们也对孟进行了会诊，不幸的是，由于肺科医院缺乏相应的检测设备，孟仍然未能确诊。4月19日凌晨，孟被紧急送往天津市传染病医院，当天即被确定为“疑似病例”，4月20日上午10：50分，经抢救无效去世。

　　在抢救孟的过程中，他的病史也一直在追查之中。天津方面询问了孟曾经住院的北京民航总医院，但没有得到相关信息。

　　孟在天津的时间虽然只有五天，但被其传染性人数之多却极为罕见的，凡是与孟有过接触的人几乎无人幸免。

　　这一点显然也给天津市市长、天津防治SARS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戴相龙留下了深刻印象：5月9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孟是——输入型最大“毒王”。

　　医护人员感染数攀升全国之最

　　最先受到感染的是一名同样在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心脏搭桥手术的70岁陈姓男子，他当时与孟同处一个病房。陈某于4月17日开始发烧，体温达到39度，18、19日两天高烧依旧未退，20日下午6:30分，陈也被送到肺科医院进行救治，由于陈的年龄过高，体质较弱，于当晚10:15时病亡。

　　随后几天内，陪伴孟的亲属，以及凡是参加过救治、运送孟茂盛的三所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几乎人人中招。

　　“我们整个科室只剩下了3个人(这个科室共有14人)，其他科室的人也病倒了很多。”天津肺科医院的邢维梅护士长谈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其本人就是在参加抢救孟茂盛的过程中受到感染，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邢向记者介绍说，孟被送到肺科医院的时候，并未说明是“SARS”患者，而病人当时的情况也比较紧急，许多医护人员为了抢救孟，匆匆从家中赶到医院，仅仅采取了简单的防护措施之后就开始进行救治。

　　“我们当时的防护设备不多，大家对其传染性也认识不够，”邢说，“在工作紧张的时候，也完全想不到危险。”

　　邢和另一名医生在19日凌晨将孟转送到传染病医院后，就陆续有护士打电话说出现了发热症状。随着发热人数越来越多，邢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逐一通知手下人员，如果发烧，千万不能回家，必须到医院接受诊治。但是事态的严重性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4月20日之后，医护人员出现大面积感染的症状，包括她自己。而她的同事，肺科医院呼吸科64岁的主治医师裴鸿烈，也因为积极参与救治孟茂盛的一线工作而被感染，5月5日，裴不幸成为天津市第一个因抗SARS而殉职的医护人员。

　　与肺科医院情况类似，武警医院和传染病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同样在这几天之内大面积地倒下。据武警医院内部人士透露，该院仅直接感染的医护人员就有30多人。这显然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根据其他省市“毒王”的传染规律，在第一代感染高峰过后，第二个7天会出现第二代感染的高峰，之后又会是第三代。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之内，天津医护人员的感染人数节节攀升，一度达到了总确诊人数的50%，位列全国之最！

　　而天津受感染总人数也很快增长。5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将天津列为旅游警告地区。记者得到的一份在5月14日作出的分析报告中清楚地表明，天津确诊的167名病人中，89%都是首发病人的续发病例，在确诊和疑似的97名医护人员中，99%都与孟的传染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前线告急但无人离岗

　　这种情况显然给许多医护人员带来了压力。一名天津医生在4月底给其北京的亲友发送短信说，“形势不容乐观，主要是医护人员的感染非常可怕，现在已传播到第三代。医护人员成批倒下。”他在短信中还提到，“一个刚刚22岁的护士在4月26日才进入病区，昨天就被感染发病了。”

　　而当记者在天津采访一名参加一线救治的医生时，他也表示，在SARS刚刚传入天津时，不仅仅是医务人员防护设施不理想，救治设备也不配套——在天津市定点的SARS医院肺科医院，当时仅仅只有两台呼吸机，同时各医院“还存在不少交叉感染的现象。”

　　5月16日，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张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分析说，天津医护人员感染率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SARS传入该市早期对其认识不够，孟茂盛的传染性非常强。在其他省市以往出现的“毒王”中，大多有以下特点：或是年龄大，或是患有肾病，或是患有糖尿病，而孟则同时具备这三个特点。

　　另外，孟一直未能得到及时确诊：孟发病后，他的传染病史在最早时期未能得到有关方面足够的信息，而早期时，这名病人的血清测试为阴性(其真正原因是病人发病时间过短没能产生足够的抗体，这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能认识到)，也给诊断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肺科医院一直是收治结核病人，而传染病院则主治肝炎，这两个医院当时的基础设施与接治SARS病人有一定的差距。再有医护人员连夜抢救也引发自身抵抗力的下降。

　　“但是，即便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天津医护人员也没有退缩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名医护人员不听从调度擅自离岗。”张愈强调说。

　　紧急切断疫源

　　SARS刚刚入津就带来如此大的危害，显然也极大地震动了当地市民。4月底，一则离奇而可怕的消息在市民中不胫而走：天津南郊某工地在施工时挖出了一条蟒蛇，这种蛇在华北地区极为罕见。当地媒体以奇闻逸事的形式公布了这一消息，没想到引发了许多市民的恐慌——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属龙和属蛇的人要在今年有难，容易感染SARS”，而要破解这种灾难就要在午夜“燃放鞭炮驱邪”。于是，每至深夜，都有大量天津市民燃放鞭炮。至记者于5月11日到达天津时，这种现象还时有持续。

　　4月20日，在两名“疑似”病人先后病亡后，天津市政府连夜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并于次日凌晨做出决定，封锁最早的传染源——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4月21日早7：30分，隔离封闭开始。正在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的1145人被隔离。

　　“当时进驻了一些医护人员进行消毒，并将医院内重新分区。考虑到隔离人数过多，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在随后的几天内又进行了多次分流。”张愈说，“从目前的效果看，隔离封闭武警医院的措施是及时的。”

　　也许是鉴于转院人员孟茂盛给天津带来的巨大影响，天津卫生局于4月29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对外地来津就医人员实施严格监控，按可疑发热病人对待”，并特别强调“不再接收其它SARS发生地区医院的转诊病人。”

　　另外，天津的铁路、民航、港口、长途车站等部门也都加强了防范。根据天津铁路分局的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天津车站在进出站口都配备了红外线监测仪，对来往旅客进行体温测试。从4月22日至5月11日，该站共发现了7名可疑病人，而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则达到137人。

　　记者于5月11日乘汽车进入天津市区时，在金钟路收费站接受了红外线体温监测器的测试，而所乘车辆也被喷洒了过氧乙酸消毒液。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凡是来往车辆都要接受消毒，乘客必须接受体温测试。而对于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山西等疫区的人员还要接受重点检查。根据天津市交通局的介绍，在天津的32个车站和23个高速公路出口都配备有相似的检查站。而当记者进入市区，在入住酒店之前，还被要求填写了健康登记表，并又一次接受了体温检测。

　　就在加强防范的同时，为了减少市区病房的压力，天津的“小汤山”——海河医院也告完工。当地媒体称，此医院只用了“8小时设计，96小时施工”，并于5月12日下午6时开始接收病人。

　　5月9日，天津市长戴相龙在回答媒体有关“天津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北京？”的问题时称，输入型最大“毒王”孟某感染的人员已基本控制，其他外来输入病例也被基本控制。“可以预测天津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北京。”新市长极其乐观的说。但他同时强调，“如果疏忽大意，天津疫情仍有可能在全市蔓延。”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毒王”入津

　　作者: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