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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录音由张友坤先生整理，发表时删除了部分重复内容，标题是编者加的。

　　张学良这次自述，或因面对自家晚辈，道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相信能增加读者对张学良乃至中国历史的体认；出于对张学良先生的尊重，他所强调的基督教历史观，发表时予以保留，相信读者自会明辨。)

　　张学良说：要不是“文革”，台湾早就被大陆拿回去了

　　我现在还要跟你们讲一段我信上帝的事。我说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就说现在的台湾吧，你看看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共产党早就应该把台湾拿去的，正是刘少奇、周恩来搞得成功的时候，台湾是站不住的。那时候，台湾是站不住的，台湾不行啊。可是，共产党搞那个“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你知道吗，这正好给台湾一个喘气的机会。因为他们搞“文化大革命”，把机会耽误了。美国本来是想拉住中国大陆的，但在“文革”中，刘少奇、周恩来被骂为走资派。那时候若不是那样，台湾就没有了，早就被大陆拿回去了。这是上帝给台湾的机会。

　　他们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呢？把刘少奇弄死了，周恩来也倒霉了。把刘少奇他们这一派搞下去，把中国大陆搞得那么糟糕，这是为什么？今天，他们也能够承认搞错了，改正过来了。给中国三十年、四十年，只要好好干，大陆是会成功的。现在，大陆收复台湾就很难了。

　　那时候，我们都忧心忡忡，为什么？我不是忧心我自己，是忧心台湾的局面。

　　什么局面？蒋老先生在的时候，他下面有两个人可能接班，就是陈诚和蒋经国。陈诚野心勃勃，想当总统，着急的时候，甚至要老总统把位子让给他，说老蒋先生年纪大了，应该把位子交出来。那时候，蒋经国对我说，并要我不说出去，说：如果有一天老总统不在了，他准备去美国。

　　唉，谁能办得到，这个事不是某个人所能做得到的，是上帝的意思。你想一想，这时候，恰好陈诚病了，死了。这一死，情况就不同了。

　　若老总统突然一死，陈诚出来接班，非乱不可。后来，陈诚死了，选出严家淦。严家淦这个人很豪爽、很稳。严家淦当行政院长，经国当行政院副院长，严当副总统，他当行政院长。最有意思的还是上帝的安排。陈诚一死，老总统病了好几年，他病了好几年，就等于在教蒋经国，告诉他怎样治国，结果，蒋经国就把党、政、军都学会管理了。你明白吗，上帝给了他这几年机会，练了几年功夫。如果蒋先生突然死了，这个局面就不好维持。老总统让经国先当了国防部长，再当行政院长，当经济委员会主任。他这样做，一直到死，都教得差不多了，他才故去。所以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如果陈诚还在，那可怎么办？

　　后来的这十几年，蒋经国干了好多好事，为什么？因为老先生的那些短处，他都看见了，都把它改正了。他对台湾那些事，确实有办法。把军权统一了，谁能统一军队，就像我当年那样，把军队的事弄得很好，可喜啊。这同样是上帝的意思。他那几个大将，最重要的是孙运璇。这个人了不起。赵……(此处听不清楚)死了，他也了不起。你自个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不行。我给你说，千算万算不如上帝一算。你就说陈诚吧，有多少算啊？就说大陆上的事吧，江青有多少算呀，也不行啊。

　　开场白

　　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你大妈(指赵一荻)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着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

　　京戏《赵氏孤儿》中的老程婴一开唱就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给你们谈话，也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要讲历史，我先问你们，什么是历史？(答：历史就是过去的事。)

　　今天我是给你们两个上课：什么人有什么人的历史观。共产党的历史观，说造成历史的是无产阶级的行动。中国老的传统历史观，说中国是皇帝老爷的家，中国人现在脑子里，还有皇帝家谱的思想。

　　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不是这样。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看起来基督教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我们说基督教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基督教是我们的经验与体会。比如我个人，我相信基督教，讲的就是我对基督教的体会。我跟你们讲历史，给你们讲你们要问的事，我都是根据事实讲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你一定得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不行。比如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是他们的历史观。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大多数都是儒家思想。

　　我现在的讲话，可以说，有一大部分是与儒家有关，因为我从小就念儒家的书。所以你大妈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着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因为我研究过佛教，以后我慢慢给你们讲佛家的事。我对佛教有相当的研究，我与信佛教的人一块说，他们甚至没有我知道的多，研究的多。所以，我今天不愿你大妈来，她一说，就说我是三教九流。我老说她：“你不要那么讲！”今天我开始就跟你们讲戏，如果她来就会说“你一讲就是唱戏的”，一下子把我的话打断了。

　　出生时的异相和穷困

　　我一下生(方言：出生，时为1901年6月3日———编者注)，就有很多怪事。你们看，我的脑盖上有道缝，你们摸出来了吗？(录音有停顿)我的脑盖有道缝，你们摸出来了吗？(答：摸出来了，摸出来了。这，这，摸出来了，这里是有道缝。)

　　本来人的脑盖骨有许多缝，不过你们的都长好了，我的没长好。保罗在圣经上说过一段话，人没出娘胎，上帝就造就了我。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下生啊，是我妈妈在大车上把我下生的。大车，懂不懂啊？(答：是木板车吧！)我们东北有三个马、五个马、六个马拉的大车。我妈正在逃难哪，她把我生在大马车上了。所以我是在咣当咣当行进中的车上下生的小孩，因此脑盖骨长不好。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我母亲在逃难中生完我，就病了，她没有奶水，我就没有奶吃。那我怎么活呢，所以我过去的身体很不好。曾经有个大夫说我身体很不好，很糟糕。我说，你大概说对了。我是靠喝高粱米汤活下来的，不是你们今天喝的白米汤。后来稍大一点，就由大人把煮熟的高粱米嚼碎喂我吃。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那时我们家不是有钱人家，穷得了不得。我慢慢把这个穷给你们说情楚。当时给我雇了一个奶妈，后来我长大了，也一直养着她。奶妈是花了一块银圆雇的，(来的时候)都40多岁了，你想那奶水能好吗？(张学良笑)

　　我的真名字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拣来的，叫“双喜”，就是“双喜”烟那个“双喜”。为什么叫双喜？因为你爷爷(即张作霖)在八角台出去打仗，打了一个胜仗，你爷爷是从那里发起来的，第一次打了胜仗，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可谓双喜临门，所以给我起名叫双喜。我到五六岁的时候，说话还是说不清楚的。到现在也说不大清楚，因为我舌头短，不好使。小时候人家都说我不会说话了，说不好了。因为我小时候太苦了、身体太坏了。

　　现在说家里的事，再倒回去说。

　　你爷爷因打死人逃走了，逃到朝鲜去，过了鸭绿江，在朝鲜当兵。他当兵去了，把你奶奶(指张学良母亲)扔在家里。本来我外公家多少富一点，是个小地主，但我母亲也不回娘家，结果我们没有饭吃，没有床睡啊。奉天(今沈阳)都是睡土炕，我们的炕上没有炕席，就在泥巴上睡觉啊。我母亲给我看她的脚，脚后跟都结了子。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是在泥巴上睡觉睡出来的。那时我母亲没有饭吃啊，几天都吃不上饭，(于是)我舅妈就从她们家偷一点米给我们吃。所以，我爸爸后来老提醒我：你可不能对你舅妈不好。我不喜欢我舅妈，(但)我舅妈死后，我舅妈的一家，都是我养着的。因为我爸爸经常说：没有你舅妈就没有你！

　　爱国狂得张伯苓一言之力

　　我那时十六七岁，第一次出去听演讲，要是与张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干起来不可。

　　接着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大一点的事，就是念书。

　　那时我们东北，也就是东三省，叫日本欺侮得够呛。我十五六岁时，思想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我们那时候青年都爱国，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狂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21条，是一个亡国条约。因此我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东三省要完蛋了，我们全中国要被小日本吞去了，我心里怎么能舒服呢？

　　那时候我身体很不好，有病还吐血了。你爷爷有个医务处长，他是个基督徒，是在奉天的一个英国人。他是从医院出来的，他跟我很好。他劝我说：你不要灰心，可以出去散散心。可我觉得中国弄成这个样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说：我可以给你一张票，去听听演讲。

　　那时我还不懂这些玩艺儿，没这个时髦(指听演讲)。当时奉天有个基督教青年会，张伯苓(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到那里演讲(时在1916年————编者注)。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这就打动了我的心。“中国将来的希望是什么？”我正为这一问题彷徨呢，我想去听听。

　　我那时十六七岁，第一次出去听演讲，要是与张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干起来不可。年轻时我冲得很。他开场说：“简单地说，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我心想：哈哈！有你，你算什么东西？有你又怎么样？有你中国就不会亡？哈哈！当时我真想站起来问他：有你？你算什么东西？

　　他就慢慢地讲起来，说：人哪，一定不要灰心，你应该自己站起来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应该负责中国的事。”他说：“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哎，我一听，他是个好样的，说的话很有道理，首先是他给我以希望。从此，我跟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有了来往。

　　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醒悟过来的。

　　爱人狂却学军杀人

　　我就跟你爷爷说：“这样吧，如果人家都干不了的事，那我也干不了，这也不算丢人；如果人家都干得了，而我干不了，那是我的事。”

　　本来我想学医，治病救人，以洗东亚病夫之辱。我是爱国狂，也是爱人狂。那时，奉天有个南满医学校，我对它是很熟很熟的，想去学医，你爷爷不支持，可是怪得很，他反对，也不说不让我去。你爷爷不让我去，我也没办法去呀。

　　当时我念英文，也想上美国去学医。我曾跟基督教青年会的普赖德说————他当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我跟他关系很好，到现在还想他：“我的志向是学医，想去美国。”他非常赞成。我说：“那我爸爸不让我去，我怎么办，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其实，那时到美国，70美元就可买一张三等舱的船票。我想借70美元，那还算多嘛？于是他给我买了船票，我就准备逃走。

　　我要偷偷逃跑了。他说：你到美国去，我给你介绍一个教会人家，你可以住在他们家里，每天给人家擦擦玻璃、扫扫地，人家会免去你的房租，你尽可去念书，人家一定会支持你。不过，那时候我虽然念了英文，可以出国，但我对物理、化学、数学都不懂。

　　我学英文时认识一个人，叫陈英。这个人跟我关系很密切，是德国留学生，很能干，在奉天当过测量局局长和奉天测量学校校长。他跟我很好，是我的好朋友。在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他教英文给我。他说：你来我车上睡觉，我教你化学。我多少懂点化学、数学，都是他教给的。

　　陈英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劝我：“你这个人啊，傻乎乎的，干吗要与你爸爸闹别扭？你爸爸那么喜欢你，你多伤他老人家的心啊，你要是逃走了，他会多难过啊！你为什么不顺着他呢？”我说：“他让我当军人，我不干啊！我不愿学军，不愿干那玩艺儿。”他说：“你可以顺着他说，我愿学军。他同意了。你再说，我愿到美国学军，他肯定高兴。你到了美国，愿学啥就学啥，他管得着你啦？”

　　考了四个第一，当了团长

　　我说：“哎呀，你说的对！这个主意好！”

　　后来我明白了，我上了“贼船”。这是谁决定呢？是上帝安排的。我当了军人，不仅使东北大变化，可以说还把中国的局势大变化了，把世界局势都大变化了。我说这是上帝事先安排好的。什么叫基督教的历史观？基督教的历史观就是说，历史是上帝安排好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

　　你爷爷听说我要学军，感到很奇怪。就问：“怎么？你想当军人？”他不信。

　　正好当时(1919年初————编者注)奉天要办讲武堂，东北讲武堂的教务长是熙恰，此人后来在伪满时当了大汉奸，那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很佩服这个人。另外，陈英曾对我说：“我跟熙恰是好朋友。你到了讲武堂后，我还可到讲武堂去教你。你也可以继续到我那去学英语。你讲武堂毕业，再跟你爸爸说，你要到美国去学军，你爸爸不是更高兴吗？”他劝我的时候，还有一样，“你身体不那么好，还吐过血，到讲武堂把身体锻炼得好一些，也好到美国去学习。”

　　我说好。后来我跟你爷爷说，我愿学军。你爷爷说：“算了吧，你到那里干到一半不干了，给我丢人！我办讲武堂，头一个你给我丢人，我这讲武堂还办不办？”

　　我这个人就怕人家说这个话。我就跟你爷爷说：“这样吧，如果人家都干不了的事，那我也干不了，这也不算丢人；如果人家都干得了，而我干不了，那是我的事。”这样一来，你爷爷就说了：“如果你能坚持下去，不用毕业，我就让你当卫队营营长。”

　　哈哈，我真的很快做了少校营长。

　　你知道为什么？并不是我的能力大，你当我是超人呀？这也是上帝安排的。

　　我说：“赵营长啊，我可要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就要罚你。我现在是你的团长了！”

　　当时在讲武堂学习的那些人，大多数都是行伍出身，都是从军队中选来的，大字识不了几个，那么我算是一个念书分子。虽然读书不多，但要比他们读的多得多。我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个第一，第三个月又考了个第一，期末还是第一。这就轰动了整个讲武堂，人家都以为我与老师有勾结，事先得到了试题。

　　那时你爷爷大权在握，可以说是东北头一把交椅，讲武堂的教务长是熙恰。后来这个人当过骑兵团团长，当过吉林省参谋长，再后来在伪满州国任职，成了汉奸。他是贵族，士官学校毕业。他觉得奇怪：“这家伙怎么考得这么好？”你想，我连续考了4个第一，大家都说这些教官与我有勾结，说我是你爷爷的儿子，一定是受到了照顾等等。

　　有一天，熙恰突然走进讲堂，说要重考，并要求把桌子、座位都调动了。你坐我的，我坐你的。然后临时出了4道题。结果，这4道题，全场就我一个人把它全答出来了。

　　于是熙恰当场向大家宣布说：“他不会作弊的。你们看看这些卷子，惟有他的卷子答的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我那时相当聪明，到现在，我读过的功课都还能背下来。而且考的4道试题中，有两个题是我没有学过的。我是学炮科的，熙恰出的是步、骑、炮、空4类题。这时大家的气才算平了。

　　你爷爷当然更高兴了。果然，我还没出讲武堂，他就叫我当了营长。哈哈！所以，我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张作相啊，他真是你爷爷的忠臣。他有意提拔我，那时我年轻气盛，若是岁数大一点，就不会那样做了。那时你爷爷是东三省巡阅使，他有个卫队旅，张作相是27师师长兼卫队旅旅长。张作相一个人有这么多职务，还是你爷爷的总参议，就等于总办公，什么事都由他办。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是想叫我当卫队旅旅长。

　　可是我还没有毕业呀，他卫队旅有什么事，有出缺啊，他就问我，让我推荐个人。参谋长出缺，我就把我的老师郭松龄推荐去了。他为了提升我，当我还在讲武堂未毕业时，就把卫队旅第二团团长调防出去。本来，卫队旅的那个团长干得很好，而我当时是卫队旅营长，才19岁。结果，调走了那位团长，我一出讲武堂，他就叫我担任卫队旅的第二团团长。

　　(问：你是讲武堂几期的？)

　　我是一期的。当时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姓赵，小时候，我才几岁的时候，他常抱着我玩。有时还摸我的小鸡鸡玩。现在我是团长，他是营长，他表面上还服从我，但总逗我，我都气死了。夏天很热很热，我在操场上站着，我不走，他们当然也不敢走，都在扇扇子。我说：“赵营长啊，我可要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就要罚你。我现在是你的团长了！”

　　这个人第一次打仗就被打死了，可惜。好，不说这个了，再说说我当团长的事。

　　第一次直奉战争惨败，但得以全旅而退

　　他们推我赶快走，说：“团长，你放心，你说到哪，我们就做到哪。你都舍得命，我们还舍不得命吗……”他们还要送我回去，我说：“别送了！”说完，撒腿就跑。

　　在奉天你爷爷因政治问题跟当时的中央闹翻，与吴佩孚闹矛盾了。你爷爷推荐梁士诒当北京政府总理，吴佩孚坚决反对，发了个通电，叫《驱梁檄文通电》，战争就因此打起来了。你爷爷这个人啊，没有大略，但有雄才。我这是在批评我的爸爸。

　　民国十一年，战争(即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起来了，我才22岁。那时的部队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张作相，驻防永清；第二梯队就是我，驻防信安镇；第三梯队李景林，驻防马甸。什么叫梯队？那时不称军，把军称为梯队。你那天问我，我说：军队是可以随便起名的。

　　这“天意”的事就来了，我说是上帝的旨意。人家说，一件事的成败，是三分在人，七分在天，这是曾文正公说的。另外也有人说：不对，是一分在人，九分在天。我认为就是一分在人，九分在天。我第一次参加作战，雄心勃勃。我在讲武堂门门考第一，谁的话我也听不进，满不在乎。当时我是第三旅旅长，郭松龄是第八旅旅长，另外还有个姓蔡的是第四旅旅长。但我带三个旅，我是他们的梯队长。

　　一开始，谁说我，我也不在乎，我自有办法。敌人来了，我想，我有三个旅，我把我的第三旅摆在这边，将第八旅摆在那边，第四旅打迂回，即绕到敌人后边，等敌人打来后，我想把敌人包围。哪知道开战之后，到处都是军队，敌人也从正面展开，我感觉奇怪。第四旅报告说，已到目的地。那么战线就变成这个样子。哈哈，这个第八旅的正面，人家也摆了个主力，是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反把我们包围了，并且把第八旅击退了。这可怎么办？我没办法了。

　　这时韩麟春到前线来看我，那时我和他还不是朋友，交朋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所以，我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当时我落泪了，他问我：“你准备怎么办？应该下决心！”我说：“我没有决心了，但我决不退却！”那时我年轻，很要强。一开始就退却，我不干。不过我还有点把握，就是曹锟把我俘虏了，他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因为他是我的三大爷。那时我给曹锟叫“三大爷”，我跟他很好，他不至于把我枪毙了。

　　韩麟春说：“我给你想个办法。你呀，不要这样难过，你应该把你的两个团长调回来，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该怎么打。”我心里说“对呀！怎么办，我也拿不出主意呀”。商量之后，我决定把三个团整个拉回来，只摆一个团在正面，这一团不过2000人，归谁指挥？归我！因为这个团是当年我起家的那个团。

　　这时我掉眼泪了。韩麟春替我当梯队长，在后头指挥，我们几个人上前面打，等于是打前锋。天还没黑，但是快到晚上了。我跑到前线，告诉那些当兵的：“我决不后退！”前线打得很激烈，我跑到战壕里，他们看出我是团长，他们早就认识我，虽然我当了梯队长，他们还是叫我团长，说：“团长，你跑到这干什么？”我告诉他们：“现在前线情况非常危急！你们团在正面担任三个团的护卫，假如你们一退，三个团就全完蛋了。所以，我今天就睡在你们这里，要死咱们死在一块！”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你赶快回去。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决不退却。但是，如果我们都被打死了，那也没办法。你还是赶快回去！”我说“我不回去！”他们说：“不行，不行，不行！”

　　他们推我赶快走，说：“团长，你放心，你说到哪，我们就做到哪。你都舍得命，我们还舍不得命吗？假如我们都被打死了那就没法子，只要不都被打死，我们决不退却。退却，就对不起你！”他们还要送我回去，我说：“别送了！”说完，撒腿就跑。大约跑了几百米，才跑回原来那个村庄。当我跑着往回看时，好多士兵还站着看我往回跑，可见他们对我感情之好。这样前线一鼓气，就把敌人打回去，打垮了。

　　韩麟春也高兴得很。他说：“好了，没有我的事了，我回去了。”这时你爷爷给我来了电报，要求我亲译这个电报，什么内容呢，简单说就是：东路军溃败了、第一梯队退却了、张作相被打败了。就你孤军深入，就剩你自己了，那你自己想办法吧。唉，幸亏我已经撤出来了。

　　那时你爷爷驻扎在军粮城，过天津一站就到。我把郭松龄找来，把军队交给他，我赶快到前线去，想把军队团结一下，再去救张作相。张作相打败了，还未退下来，我想去救他，想帮帮忙。我还想到军粮城找你爷爷，看看情况。我们毕竟是父子之情啊。

　　我坐上汽车，大概三四个钟头就到了军粮城。我一到，他们就说：“唉呀！你可回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此时，你爷爷正在询问一个人，见我回来了，就说，饶了他吧。原来，此人曾对你爷爷说，我在前线落马，不是受伤，是从马上掉下来的，腿摔伤了，不知是被打死了还是被敌人俘虏去了。你看，你爷爷着急啊！当时你爷爷营中有个中校参谋会算卦，你爷爷就趴下给人家磕头，让人家算算我会怎么样。我听了以后很难过，说：“爸爸，你怎么了？你既然让我干这个行当，就应该豁出去。你不要难过，军队都退下来了，由老郭带回来了。奉军全部退下来的只有我这个部队。其他的部队都被打垮了。”你看，我还没被人看不起吧。

　　我们军队退到山海关，直系军队追上来，我们又和他们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虽然打胜了，但敌人并没退走。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我们退至山海关，两军成对峙状态。

　　打赢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立了大功

　　郭松龄说：“我不干了！”我说：“今天我还是你的长官，你若真的不干，你身上带着枪，我没带枪，你可以开枪把我打死。”他说：“那不行，我愿意死！”我说：“那好啊，你现在就去死，到前线去死。”

　　回到奉天，你爷爷就决心整军经武，要报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仇。他感到军队不好用，决定整顿。那时我快23岁了，你说我兼了多少事吧：我的本职是第三旅旅长，奉天整军时，成立了整理处，即陆军整理处，整理处的总监就是你爷爷，我除担任整理处的参谋长外，还是新成立的航空处处长。我在讲武堂还有兼职，一共兼了四个职。这还不要紧，那时你爷爷的好多事都要我去办。我每天天刚亮，就到航空处去看一看，看完了再到北大营，回来再到你爷爷处请示工作。你爷爷还没起床，我在外边坐等。儿子嘛，当然与别人不同，我坐在沙发上，告诉那些当差的，大帅起来，叫我一声。你爷爷起来后，我问：“爸爸，有没有事？”没有事我就走了。回到整理处，办完事，就吃中午饭。下午，再办办事，晚上我还要打打麻将、找找女朋友。哈哈。你说我这一天是不是真够忙乎了？那时奉天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权都在我手里。说实话，人事方面，我愿派谁就派谁，你爷爷是有雄才而无大略，那时叫三角同盟，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曹锟贿选总统，三角同盟坚决反对。

　　(问：啥叫三角同盟？)

　　我慢慢给你讲。三角同盟，就是由东北奉军、段祺瑞、孙中山三方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那时候，第二次直奉战争就要打起来了。你爷爷这个人很厉害，奉军只有7万人，这个仗该怎么打？你爷爷说：既然上一次被人打败了，这一次还不如我上前线打。我跟三角同盟关系都很好，我一定努力打好，上海打，齐鲁也开战。大家开军事会议时，面面相觑，为什么？怕上前线回不来。当时第一军团长是姜登选，副军团长是韩麟春，驻喜峰口；第二军团长是李景林，副军团长是张宗昌，驻朝阳；第三军团，就是我和郭松龄。

　　临走那天晚上，我去见你大妈于凤至，说：我就要走了。我在那里住了一夜，说真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打仗还不知道谁死，每个人都准备着去死。我跟你大妈说，今晚不许你说一句话，不要扰乱我的军心，我只是来看看你就是了，我们明天就要走了。打完仗我回到奉天，瘦得连你爷爷都不认识我了。

　　我再说山海关的情景。第三军团在这边打，打下来了。第一军团长韩麟春带着部队在九门口那边打，结果没有打进去，直军在前线有个人很厉害，也很有名，韩麟春被直军击退了。这时候，郭松龄与韩麟春闹意见了。站在山上，我看见郭带着军队上去了，因为两个人吵架，郭松龄又把军队带回来了。他说不干了。哈哈！这下可苦了我了。我打电话骂了他几句，唉，他把电话放下了。我说我可怜啊，夜间，我骑马走山路，跑了几十里路去找他。中途我看到部队，问是谁下的命令让回来？他们说是郭旅长。我说，大家立即停止，都站着，不准跑。我找他去，找了一个多小时，一直找到天亮，才在一个小店里找到，他正在睡觉。

　　我说：“起来，起来，起来！”

　　他说：“不，我是你的老师！”

　　我说：“可我现在是你的长官！”

　　他说：“我不干了！”

　　我说：“今天我还是你的长官，你若真的不干，你身上带着枪，我没带枪，你可以开枪把我打死。”

　　他说：“那不行，我愿意死！”

　　我说：“那好啊，你现在就去死，到前线去死，到前线帮助韩麟春打胜了，不是可以把脸面争回来吗？万一出了问题，要杀头咱们一起去，出了什么事我来承担。”

　　他同意了，把军队整理整理又带回去了。敌人一看，以为我们在用计，吓坏了。

　　我说这就是上帝安排的故事。哈哈，郭松龄有点野性，这个人真是可喜、可笑又可怜。他一发火，部队一下子就攻上去了。郭松龄打电话给我说：“军团长，你赶快上前线去，我们俘虏了两万多人！”当时山海关的铁路都被破坏了，没有列车，我与张作相是坐着轧道车进去的。张作相坚持把我的眼睛蒙上，说：“你别看！到处都是死人。”我看见一个士兵，死后手里还拿着枪，到处都是死尸，抛弃的枪炮到处都是。我一看，心里很难过。我是个军人，打败仗是很惨的，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我们这次打了大胜仗，缴获步枪几万枝，机关枪、大炮七八百门，所以，吴佩孚一下子就完蛋了。张宗昌、李景林也都缴了一万多枝枪。

　　直奉战后无安排，激成郭松龄叛变

　　我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你爷爷，一个是蒋总统。你爷爷有雄才，没有大略；蒋总统没有雄才，但有大略，什么事都有安排。如果这两个人结合起来，就不一般了。

　　本来，我们是事先是有盟约的，李景林、张宗昌、韩麟春和我，我们4个人都说，我们这次打仗都不许抢地盘，可是，仗打完了，李景林头一个到了天津，把人家赶跑，他自己当了天津市主席。然后杨宇霆当了江苏省主席，姜登选当了安徽省主席，张宗昌是到了山东。我说你爷爷没有大略，只有雄才。郭松龄那时就很难过，我劝他不要这样，不要计较。他说：“你是大帅的儿子，我是什么？我算倒霉，谁让我给你当部下？”我感觉他的情绪很大。看见人家都阔得很，一下都发了，他不服。看见张宗昌、李景林一下子都扩编了五六个军，一个中校参谋，一下子当了军长，郭就愤愤不平。

　　我说你爷爷没有大略，我就给你们讲这一段。回到奉天我就给你爷爷上条陈，说这都是杨宇霆搞的鬼。可你爷爷就听杨宇霆的，不听我的意见，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杨宇霆。(问：杨宇霆还打仗吗？)你听我慢慢跟你讲杨宇霆这个家伙。他外号叫小诸葛，我给你爷爷上条陈，你爷爷骂我说：你想当直隶(今河北省)总督啊？我是说让张作相当巡阅使，叫郭松龄当直隶总督。你爷爷把我大骂一顿，这样我到天津也不好办。

　　过了一段时间，杨宇霆到江苏当督军，就把我调回奉天接替杨担任奉天总参议。你爷爷向来不办具体事，我当总参议，奉天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事，都归我管。那么驻关内的军队，我就都交给郭松龄了。就在这个时候，郭松龄开始在里面做文章，因为我信任郭松龄，与他从来不分你我的。他原意怎么管就怎么管，他把旅长调动了许多，那些旅长的多数，也都是我的亲信。

　　不久，杨宇霆在江苏失败了，姜登选在安徽也失败了，都被陈调元缴械了。陈是孙传芳的人，那时中国那个乱啊，都分不清了。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是朋友，明天就是敌人。所以我与共产党也没有什么敌意思想，不是敌人就是朋友。我跟你们讲，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你爷爷，一个是蒋总统。你爷爷有雄才，蒋总统没有雄才，但有大略。大略你懂吗？就是大的策略。如果这两个人结合起来，就不一般了。你爷爷肚量很大，但蒋介石可是有大略，什么事都有安排。

　　杨宇霆从南京失败回到奉天，又当总参议了，所以大家很感觉不平。

　　我告诉你爷爷，杨宇霆管兵工厂，账目不清，可以借此把他撤了，撤了他，就可以给大家平平气。你爷爷却在电话里大骂我，要我赶快回奉天。我本来不想回去，可不回去又不行。我一离开天津，这边的问题就出来了，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回到奉天，你爷爷大骂我，说：“你把郭松龄给我调回来，叫他回来！”没办法，我给郭松龄打了电话，说：“你回奉天一趟。”这时问题出来了，他倒戈叛变了。因为他叛变，我在葫芦岛差一点投海自杀。

　　现在，我再给你们讲郭松龄叛变中的笑话。

　　郭松龄叛变后，把军队全带回来了，逼你爷爷下台，叫我接替你爷爷的职务。我不知这消息是不是准确，就给他打去电话。无回音，我觉得不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滦河打出的通电，还是以我总司令的名义打的，当时他是副总司令。

　　我就上前线去找他，和张作相一起坐火车去的。走着走着，发现铁路也被破坏了，电线也被割断了。正好碰见前面来了火车，我问他们是什么人？对方说，是郭松龄派来的。我过去一看，啊，原来是我的工兵营长，叫杜维纲。我叫他上车后问：“杜维纲，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瞧着张作相坐在我身旁，说：“我有命令。”说着，从靴子里掏出命令给我看。我一看，是我和郭松龄一起下达的命令，还说张作相叛变了，因此要把铁路都破坏了。我说：“你看，这就是张作相。”他说：“这我认得。”他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哈哈大笑说：“是郭松龄叛变了！你不用管他，现在把你的兵带上，把你的车挂在我的车后面，跟我走。你把破坏的铁路和电线，照原样给我修好。”就这样，他又跟我回去了。

　　这真是个笑话，让我慢慢给你讲。因为锦州一带也被郭松龄占去了一部分，道路又被破坏了，我要和他碰头，过不去，只好改坐船。在船上，我差一点投海自杀。简单说，那是半夜，我在船上接到了一封电报，打开一看，觉得奇怪。电报上说：请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先生回奉天就职。谁在奉天？是我爸爸！让张汉卿回奉天？你说这叫我难过不难过？我是接到了团以上军官联合发出的电报，恭请我当奉天总司令兼东北总司令。我看到这个电报，差一点跳海自杀！

　　学生打败老师郭松龄

　　你爷爷说：“我听说你跑了，是吗？”我说：“我要是跑了，就不是你儿子！”我又问：“爸爸，我听说你要跑了。”你爷爷说：“我要跑了，就不是你爸爸！”我说：“那咋哩，我们就跟他打！”

　　人走到这一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就坐着大哭。我带的几个人问我哭什么？我把电报给他们看。他们一看都笑了，说你不要哭，不要难过，我们到秦皇岛找郭松龄去。我们上岸后，派人找郭，与他联系。他回话说，要见面就到天津去。我说不行，我不能到天津。我要他到秦皇岛见面，他不干。看来是非打不可了，实在没法子，我又坐船到旅顺。到了旅顺，心想：“这下算完了，这我可怎么见人？爸爸都称我为张汉卿先生，能行吗？”这时，杨宇霆还在那里，这家伙看看形势不对，怀疑我与郭松龄有勾结，连张作相都不相信我了。

　　当初我任27师师长时，我的部队在锦州还有营地，营地懂吗？就是留守处，还有点炮兵，我就把他们收拾收拾。郭松龄那边的部队其实也都是我的部队，这时，有一个营倒戈了，倒了郭松龄的戈。这个人姓傅，后来大概战死了，他是营长，我对他印象很好。他带着一个营投过来了，反了郭松龄，缴了叛军的械。我得知消息，赶快过去。我告诉随从，你们别跟着，我一个人去。我带的人都站着，我一个人过去跟那位营长讲：“你不要害怕，既然你反郭松龄，倒戈过来了，你信得过我吗？”他说：“信得过。”我说：“那你跟我走！”

　　我们锦州营地里还有点炮，我们都拉着，我们的军队都在往后退，连那张作相都打不过郭松龄，也往后退。营地里有五六十辆货车、炮车，都拉着，一直拉到巨流河。这时候，郭松龄打过来了，你爷爷已经准备把大帅府，就是咱们的家烧了，准备要逃走了。你爷爷和我都难过，我也不敢回奉天啊，我给你爷爷打了个电话。

　　你爷爷问：“唉，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巨流河。”你爷爷说：“我听说你跑了，是吗？”我说：“我要是跑了，就不是你儿子！”我又问：“爸爸，我听说你要跑了。”你爷爷说：“我要跑了，就不是你爸爸！”我说：“那咋哩，我们就跟他打！”你爷爷说：“那好，我全力支持你！”

　　你爷爷特别高兴，把奉天兵工厂里的那些破枪破炮集中起来都送上来了，还给我送来了40万现大洋。这一下我可就壮胆了。这边是山，那边也是山，我带着这个营的500多人，又收容了一些逃回来的散兵，还有张作相、韩麟春的部队，加起来就有2000到3000人。还有从奉天送来的枪、炮，都发下去了，还成立了炮兵团，这个团长现在可能在共产党那边，死没死我不知道。那时人家说是日本人帮忙，我才打败了郭松龄，那是胡扯蛋。

　　我来跟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开玩笑说，说我有两个外国儿子，一个某某、一个某某。那时我们炮较多，但我的兵不会用，怎么办？有个炮兵营长，回去雇了一些日本人，所以有人说：是日本人帮忙，我才打败了郭松龄。这不对。我们有3000多步兵，又有炮，我就对那些当兵的说：“如果你们不愿意打，让郭松龄捉住我，也许他不会把我怎么样，可你们就跑不了啦。因为你们背叛了他，再回去被他捉住，非被枪毙不可。这样吧，你们愿意打就打，不愿打，我车上有40万现大洋，分给你们回家吧。要打，我可要告诉你们，打胜了不说，打败了，我可要上山当土匪。因为我决不服郭松龄！”他们说，“那好！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绝对跟着你！”

　　打败了我就去黑龙江当土匪，这是真心话。

　　我们列阵就要打了，就在巨流河上。郭松龄在那边，我在这边，他是我的老师，要阻止我过河。我心想，过去我们曾在这巨流河上演习过，今天可是真打啊。我曾是你的学生，今天你可要看看，到底是你行，还是我行。我还想，郭大嫂(郭松龄的夫人)啊，我以后可不能再跟你跳舞了！

　　很快我就把敌人打败了，我们都过了河，郭松龄夫妇也逃跑了。因此我们接收了一些人，他们过去也都是我的人。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次谁谁都参与了什么事，并给我提供了一份材料，我说：“你赶快把那些材料烧了，不但我不看，别的人也不能看，赶快把它烧了！”我这个人在历史上，向来是同情弱者。郭松龄起事造反时，有四个军长参与，有一个军长不干，郭就把他杀了。四个军长，过去都是我和郭松龄的部下。一个姓范，两个姓刘，其中有个叫刘伟。我还是任命刘伟做了旅长。你爷爷的参谋长给我打电话，说：“你好大胆，怎么还让刘伟当旅长！”我说：“你在后方，不要管我前方的事。”

　　说：“我愿死，只求速死！”我想来想去，家事后事，我的主张，都涌上心头。我本想把他弄到我这里，把他放了。你爷爷却要把他带到奉天，说是要他把要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问：是啊，那爷爷就应该问明白他为什么只求速死？)杨宇霆怕他把话都说出来，就把郭松龄在押送途中杀了。你爷爷就是不听我的意见，我还主张让郭松龄把我们的军队训练训练，就派人到小滦河去把郭弄回来，但是晚了一步。刘伟对郭松龄再次倒戈后，手下有十三个连长，其中有十二个我都给他们晋升职务。他们就拼命打。你爷爷还不知道我们已经过了河。天刚亮，你爷爷让我回去，我说：“爸爸，是你让我打的！”

　　自我简评

　　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殊。是蒋夫人劝我信上帝的，我信基督教，就是受她的影响。你们想一想，难道那些死去的人都不如我吗？

　　我今年86岁了，我看见、经过的事可是太多了。我到过意大利，墨索里尼那个权威可了不得，他想得到他后来会挨枪子吗？

　　再回来说我自己，我28岁、29岁时就执掌大权，人家若写我的历史，我是东三省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有个正东会，在湖北也有，广东也有，我一个人干两个，东北正东会我是主席，北平正东会我也是主席。这个时候我还兼着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我统辖的部队，虽然不到百万，但有六七十万，山东、河北、山西的军队都归我指挥。

　　你想一想，我才29岁的年纪，我是一个超人吗？不是。我有那么大的能力吗？也不是。这决不是客气话，我好玩、好乐、好吃，可是呢，那些玩艺都在我的手里。那时中国三分之一的江山都在我的手里，要它变啥就变啥。所以，后来日本人非要把我干掉不可。

　　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九一八事变”？直接是对我，实质上是对着我们的国家。那时日本人宣传，不骂别人，专门骂我，把我骂得简直不是人了，给我造出很多的谣言，甚至造出假照片，恨透我了。那时我是东北的中心，我想把中国统一，想把国家搞富强，希望中国富强啊！

　　我小时候身体很坏，真没有想到我能活到现在。吃、喝、嫖、赌，我都干过。执政后，我还要对付日本人和杨宇霆。日本人想让我当东北王，不让我和南京政府合作。你爷爷死后，日本派林权助来给你爷爷吊孝。林当过日本驻中国公使，在日本地位很高，是元老重臣，了不得。你爷爷死了，我虽然心里非常难过，但还得笑脸招待他。林天天跟我谈，想让我当日本人的傀儡。我模棱两可对付他，不给他明确答复。他不要我与南京合作，要我给日本人当傀儡，那不行。对林权助，我佩服，他也佩服我。他在日本很有名，能说会道，简直能干极了。我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的提议，我不能接受。在做好各种准备后，我突然下命令实行易帜，与南京政府分治合作。日本人也没办法。

　　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日本把我当小孩子，想骗我，那不行。

　　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

　　今年我86岁了，才跟你们说这个话。

　　摘自：南方周末2001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