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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恢复高考，自然是1977年。但早在1973年，全国就搞了一次考试入学，随后即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扼杀了。我经历了全过程，并成为了“工农兵学员”。后来不少人忌讳谈自己的那段经历，我倒想写写，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些往事。

　　那时我已经在燕山农村插队近五年了。返城回天津比登天还难，参军入伍政审不合格，选调当工人当售货员也没机会。知青中一部原是社会青年的，因年龄较大，开始搞对象准备彻底安家了。我们一大批直接从学校来的，仍苦苦坚持，等待机会。我在知青中表现不错，又常给公社和县安置办写些材料，便有好人相助，要推荐我上大学。1972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公社发来电报，让我速到县城体检。正月初五大雪满天，我乘火车到滦县，欲乘班车北上过冷口去县城。无奈山道雪太大，班车停运。那初六就是上班的日子，许多人被困在那里。过了一天雪停了，汽车站发一辆大卡车探路，危险很大，我说就是明知道翻沟里去，我也要坐。一路上山高路滑，冷风刺骨，其艰险自不言说，好在安全抵达，准时参加体检。我仔细看，参加体检200多人，只有我一个知青。往下就是等待，山村偏僻得要与世隔绝了，直到7月一天，我和几个社员正给全村的猪打预防针，才听到消息，批准上学的都走了好几个月了(那年是春季入学)，你政审有些麻烦，没被录取。我欲哭无泪，一腔怒火都撒在猪身上，专拣大个的摔倒按住，不料一口大公猪把我甩了个跟头，脑袋碰在石墙上，淌了不少血，好悲壮的样子。我知道，凭着推荐上大学，我永远也去不了。

　　1973年终于让我们看到希望，邓小平同志复出，要恢复高考。农村中许多干部(大队、公社、县里)子弟对考试明显发怵，我们知青则欢呼起来。那年春节在天津，我们就找了许多老初中高中课本看。有的人还打算在家里一直复习到考试前，但县里发了通知，参加高考仍需大队公社批准，凡耽误劳动者一律不批。简直是一道金牌，让我们早早带着书返回乡下。从那年开春直到盛夏，我们熬得好艰苦，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复习功课。遇到不懂的，就得到十来里地之外的公社中学去请教。常常是顶着星星去，再回到村里，下地的钟声就响了。

　　终于熬到了快要考试的日子，公社却只批准我们大队去一个人。同学们把名额给了我，我对大家当面保证，我只考这一回，下一回绝不参加。此时，大队书记来找我谈话，说公社要从知青中提拔一名副书记，如果你同意，马上就发展你入党，再调公社去。这可是莫大的机遇，有点一步登天了。我摇摇头说，我想上学。支书说一旦考不上呢。我说那我宁愿回来种地，种一辈子地。支书晃晃脑袋说你呀你呀，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我背个书包去了百里外的县城，找个熟人家借住，然后就去参考。考生在招待所集中，列队奔县中学，几百人头顶火辣辣的日头，走在黄土和沙子铺成的大路上，脚下一片哗哗声。我的心揪到了一起，我知道这是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的父母，我的同学还有我的乡亲们，都盼着我成功。我的眼泪要淌下来，因为我还明白，如果没有这次考试，我是不会走在这个队伍里的……

　　每天考一门，语文数学物理，连着考了三天。知青去了40多人，我考了第一名。正当我们在县里盘桓等待时，高音喇叭里传出“白卷先生”的报道，我们知青差点用砖头砸了喇叭，齐骂你这个家伙，你要把我们全毁了呀！

　　我们找到县安办，亮出我们的工分册，表明我们是一直坚持劳动的，不能把我们的考试成绩给否了。县安办的领导很同情，说既然考了，当然就要以分数为主，否则，论推荐，你们知青没人能上了学。后来，据说录取标准就有所变化，有人要把知青和其他考生混在一起推荐。但也仍有人坚持要单独给知青一些名额。最终的结果，知青中只有我们三个被录取了，而我明显的是靠成绩，事后，招生的老师告诉我，你好悬，人家都贫下中农的子弟。

　　不管怎么说，我头顶着工农兵学员的名分到了大学。入学第一天，辅导员讲你们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你们是这儿的主人。很让我们激动了一下。下课了我找到他，说我的行李还在路上，能借我床被子吗。他满口答应。晚上同学们都睡了，我也没见到被子。没法子，我到操场拣了块砖头，垫在书包下当枕头，合衣躺下，我想，千万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混下三年，将来能有个工作，就知足了。这么一想，也就睡着了，直到半个月后，我才盖上被。(何申)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