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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745年，英法交战，法军的5.2万人和英国与荷兰的4.6万精兵摆开阵势，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附近的山包上亲自观战。当双方接近到毛瑟枪射程之内的时候，英军指挥官查理·赫伊大喊：“法国卫队的绅士们！开枪吧！”不料法军的指挥官安托歇伯爵却回答说：“先生们，我们从来不先开枪！你们请先开枪吧！”结果，这样的君子风度代价惨重，英荷军队一阵排枪，就把法军阵线打垮。这一仗，法军差一点打输，靠国王亲自督战才挽回败局。

　　这是250年前的事。仗打得这样有礼貌，现在听来未免过分迂腐，简直不可思议。常有人说，既然是战争，还讲什么规则。然而，战争不讲规则的说法，貌似有理，却不符合人类历史。战争从来就是有规则的，人类的战争史是一个规则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些规则的产生，道理很简单：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不能不讲规则，规则是政治能够得以进行下去的先决条件。战争也是这样。战争是残酷的，而交战双方之所以愿意守规则，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则对双方有利。

　　战争的规则和战争公约

　　最近150年，是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和公约的时代。这些战争规则可以用《日内瓦战争公约》作为标志，它是人类战争技术发生两次质变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状态文明化进程的产物。

　　第一次质变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质变。这一质变发生在西方工业化时代。火药广泛使用于战争，来复枪和远程大炮可以大批量生产，铁路运输使得大量兵员可以迅速远距离运送。战场上的杀戮从面对面的搏杀变成远距离的射击。从而，死伤和俘虏数量增加，这是战争中最为悲惨的场景。

　　1862年，瑞士红十字会创始人邓南特发表了著名的《回忆索费林诺战场》一书，书中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859年意大利北部索费林诺战役中受伤士兵的悲惨命运。他身体力行，建立了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致力于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场伤员。在他的呼吁下，同年的第一次《日内瓦战争公约》提出了保护战场伤病员的规则。1868年第二次《日内瓦公约》又把这一规则扩展到保护海战中的受伤水兵。1929年第三次《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战俘，指出战俘不是罪犯，交战方必须人道地对待对方战俘，并且在战后释放战俘。

　　第二次质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发明和核武器制造技术的扩散，常规武器技术的惊人发展，以及毒气和生物武器的出现，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同时，二战中发生的正规军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如纳粹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的种族灭绝性屠杀，日军在我国南京的大屠杀，等等，使战后的人们一致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在战争后期，盟军对德累斯顿、柏林、东京的大规模轰炸，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针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也令战后西方有良知的人们反省。虽然这是二战本身的战况漫长严峻的结果，但是，人们也在致力于今后尽量避免这种导致平民大量死亡的战争杀伤手段。

　　战后不久，1949年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补充和改写了前三次公约的条款，增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内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战时平民置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明确禁止战争期间有意杀害、刑求、绑架平民，禁止对平民实施超出司法权范围的审判和处罚。1977年，又一次扩充了1949年关于保护平民的日内瓦战争公约的内容，把对平民的保护延伸到那些非正式宣布为交战国的公民，以及内战冲突中的平民，还有在交战国家或区域活动的任何提供宗教、医疗和人道援助的人士。

　　这些有关战争的公约，具有国际法的效力。从此以后，违反这些公约的条款，就被视作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关于战争的国际法的效力，建立在涉及战争的所有人的一项共识的基础上：正义和实现正义的手段不可分离。不管引致战争的分歧是什么，正义的目标不能用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

　　然而，恪守战争公约并不简单。军队在面临对方兵民不分的战术的时候，事实上没有能力真正辨别兵民的差异。即使是打算恪守规则的军队，也有执行的现实困难。当士兵们面对游击战，面对“拿起枪是兵，放下枪是民”，男女老少兵民不分的对手时，沮丧、恐惧和愤怒，必然使得军人在无法分清兵民的情况下，趋向于不分兵民地还击。而正规军队在这样还击的时候通常处于优势。所以，兵民不分的战术必然是平民遭受最大伤害的战争形式，而采用这种战术的领导人通常会为了动员民众而隐瞒这一悲惨的真实。

　　因此，对于国与国的交战，不存在永远只对一方有利的战争行为。对已有规则的共同遵守往往是出自利益的考量，这是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和人的常识与理性在起作用。从双方实力态势出发，率先“修改”已有规则，不照牌理出牌，不按规则对抗，所得到的“便宜”是暂时的，因为要么对方用实力迫使你回到已有规则上来，并且惩罚你的犯规以惩戒后来者，要么你迫使对方采用你“修改”了的规则，也不受约束地反击报复，其结果必然是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打击，而更大更长远的伤害来自于双方军民道德水平的雪崩式下降。这就是150年来，世界各国不断地建立新的战争行为规则、而很少有人公开地否认这些规则的原因。

　　第三次质变的考验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战争和战争行为、限制军备和武器、惩罚战争罪行的国际会议、公约、国际法庭设置等，做得最多的时代。今天战事的结果，已不是战败者的割地赔款，而是战胜者的援助重建。援建甚至与战争同步规划，战争与救援敌国难民同时进行，这是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用常识就应该能够看到，新的战争人道标准，是有利于整个世界的文明进步的。这仍然依赖于今天的人们对世界局势的共识，对共同规则的遵守和承诺互信。

　　“9·11”恐怖主义袭击，正是对各国公认的战争规则的公开挑战。“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说，这是美国面临的一场新的战争。这一说法引起了争议。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对持不同意见的记者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战争，那请你再看一遍世贸大厦遭袭击的录像吧！问题不在于“战争”这一定义是否一致。在现有国际法对战争的定义中，是包括了反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在于，现在恐怖主义一方到底想把世界拉向哪个方向，各国政府和人民又想让世界向哪个方向发展。

　　在“9·11”展示的战争状态中，恐怖分子可能根本不是匿藏国的公民，可以对他们匿藏的国家不负任何责任。“9·11”事件以后，一些人替那些采取自杀式袭击方式的恐怖分子说明理由，这些理由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现有的对抗规则，你是强者，我是弱者，我永远打不过你，现在我不按规则，我就可以专门找你的弱处打，就能够打过你。他们说，这是弱者唯一的选择。所以，谈不上对恐怖分子目标正义性和道德性的谴责。改变了的，只是对抗的方式方法，是手段的不同，而恐怖分子的牺牲精神甚至是值得欣赏的。

　　但是，为恐怖分子辩护的人们却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恐怖活动之所以得逞，正是因为恐怖分子了解当代文明社会的规则，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你要顾忌无辜平民的生命，我不顾忌；你不仅要顾忌本国平民的生命，还要顾忌他国平民的生命，而我不仅不顾忌敌国平民的生命，甚至也不顾忌自己国家平民的生命。所有采取实用主义政治观，认同恐怖分子这种“方式方法”的人，其实都认同了这种不顾无辜平民生命的哲学。

　　恐怖分子和当代国际社会的关键区别正是在这里：在对抗的规则中要不要顾忌无辜平民的生命？

　　当代恐怖主义对现有战争规则的挑战来源于战争技术手段的第三次质变，这就是当代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扩展，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散兵游勇都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小型核武器。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再森严壁垒的国界也可能被突破渗透，何况一向比较开放的欧美国家。人员的交流，种族的混合，使得当代世界已经不可能像历史上那样根据民族或国籍来辨别敌我。当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普遍使用，使得恐怖活动既可以高度分散，又可以瞬间协调，恐怖打击可以在任何出乎意料的时刻出现。“9·11”恐怖袭击典型地表明了恐怖活动的全部优势：它以最不顾忌无辜平民生命的姿态，打击最不设防、最软弱、最无辜的平民。

　　“9·11”恐怖活动就这样提出了他们的对抗规则：他们是不打算顾忌无辜平民生命的。他们隐藏在远方的角落里，混合在被他们愚弄的平民当中，随时找机会再次出击。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对抗游戏，失控而伤害的将是世界各地的无辜平民，最终受到最大伤害的必定是匿藏恐怖分子国家的平民。这场对抗把全世界放到了十字路口，一旦失控，有可能影响未来全球政治对抗和平衡的规则，150年来人类对战争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就有可能走回头路，甚至影响人类文明的走向。

　　值得庆幸的是，全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看到了这一危险性。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人显然看到了这种危险性。“9·11”事件后出现了各国政府罕见的对恐怖事件的一致谴责，一致承诺打击恐怖活动。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危险性，渐渐显示出后发制人的姿态。在国内加强反恐怖立法的同时，极力宣扬要坚持60年代以来取得的民权成果，表示要坚持各种肤色、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人在美国和睦相处的理想。在对外备战的同时，用最大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对反恐怖战争的理解，国会最近已经通过拨款3.2亿美元用于向阿富汗难民提供粮食等援助。战争打响之前，美英等国已经承诺将来帮助阿富汗恢复建设。

　　这一姿态表明，国际社会将尽一切可能坚持已有的战争行为规则，不让恐怖主义的对抗规则占上风。这种一致性是以往很少见的，恰恰表明政治家们对它的极端危险性的共识。这种一致性后面有对各自利害和共同利害的考量，这种考量本身表明理性在起作用，这是全世界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的基础。可以预料，在未来的新的战争行为规则里，将会有世界各国一致地扑灭一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内容。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