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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2月1日台湾将举行新一届县市长、“立法委员”选举。此次选举是在台湾面临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半年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朝野移位”后进行的，对未来台湾政局演变将有重大影响。也因此，各候选人均使出混身解数求胜，选举中花样百出。

　　陈李连宋“仙拚仙”

　　今年虽然是县市长、“立法委员”等重要性相对低的选举，但陈水扁、李登辉、连战、宋楚瑜四人的言行却挤满各大媒体，以致岛内有人评论说，这次反而更象一轮“总统选举”，陈李连宋的搏命演出早已压过了候选人本身，成为岛内关注的焦点。首先是李登辉撕毁自己下台后“不参与政治，看看书，修养”的诺言，以“烈士暮年”自许，拼命为台湾团结联盟助选，一度还晕在车上。陈水扁也忘记了在野时“党政分开”、“行政中立”的诉求，声嘶力喝地在各地“走穴”，为民进党站台，并史无前例地在上台500天出版名为“世纪首航”一书，制造选举新闻。连战成为名符其实的国民党主席后，虽然言词煽动性仍不如陈李，但炮火却日渐猛烈，打扁批李，毫不客气。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深知这是本党面临的第一个真正考验，在无钱、无行政资源的情况下，他也是亲民党唯一可以与国、民两党抗衡的助选工具，宋楚瑜采用了“破釜沉舟”的哀兵计，将自己列为当选几率不高的亲民党不分区“立委”第11名，以求吸引“投亲民党一票”的同情票，并全岛马不停蹄地奔走站台。

　　除这四人之外，国民党的马英九挟“首都市长”、“形象清新”、“唯一战胜过陈水扁”的光环，也成为另一超级助选员。马的策略是选择台北县、桃园县、台中市等重点地区作为攻关目标，将自己的竞选班子提供给上述地区本党县市长参选人。除这些人的“本尊”外，在善于搞模仿秀的台湾演艺界中，模仿陈李连宋四人的“分身”也成为各种活动中的宠儿，在一片不景气的台湾经济中，这些演艺人员反而有了一条生财有道。

　　监听测谎并用的查贿法登场

　　每逢选举，台湾当局总要宣示扫贿决心，今年选举民进党因“执政”缺少了选举话题，查贿遂成为它的当红招牌菜。为了表明反贿选决心，台湾司法部门早于9月即制订了重奖严惩的查贿措施，并成立了统一的查贿机构，将责任分解到各区管所警政单位。在标准上，将金额30元新台币以上的与选举有关的劳务活动、赠品、吃饭(一碗米饭即超过此标准)均视为贿选；在方式上，警方打入候选人内部，偷摄选举活动，并设立近900举报、监听电话，动用了测谎设备；对今年底“立委”、县市长选举查获贿选案件，最高一次记二大功；提供贿选暴力情报而破案者，比照侦破特殊重大案件，颁发1万至10万元奖金，案情特别重大者专案核发奖金；在处罚措施上甚至采用了“连座法”。查贿失职超过10件以上的地区，分局长记大过，并对各地的一二审检察官、主任检察官职务进行调整。重查之下，以前常用的吃饭、旅游、送纪念品等活动，各人都小心行事，贩售纪念品特别标明售价在30元以下，连炒米粉、丸子汤也不敢轻易请吃，有候选人干脆注明每盒售价29元。如此严厉的查贿，民进党虽然暗自高兴，以为会打击擅长组织战、群众动员力量大的国民党，但也有本党候选人大呼吃不消。最难为的还是警察，这次警察被推上第一线，要和平日嘘寒问暖的乡亲熟人对立，过去累积的和谐关系被断送，警察自认“真像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心态则“宁可错杀一百，也不可放过一个”。

　　频使幽灵人口法

　　选民是选举的基本要素，而台湾的选区是按县、市行政区为概念划分，各选区应选“立法委员”名额也以人口为参考基数，最多的台北县以及台北市、桃园县、高雄县、高雄市等均有10名以上的名额，而人口少的金门县、连江县、台东县等选区都只有一个名额。选民人数的差异导致当选人的票数差异甚大，在台北县市等上百万人口至少需数万票才有可能当选，而在金门、澎湖等区当选有时只需数千票即可成功。因此，人口迁移之法在某些地区就受到青睐。这一办法又称“幽灵人口”，居民可随意将户口迁至某地，一些有心人士即利用这一合法“漏洞”影响选举。早在今年4月发生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殴打亲民党“立法委员”李庆安事件发生后，罗福助即扬言将动员5000人迁户口到台北市，与李庆安同台竞选，后来罗福助因被台湾检警机构列为“流氓”而远避海外才未得逞。11月中旬媒体披露，澎湖县离岛望安、七美两乡及基隆市七堵区，半年来分别迁入大量人口，警方与选举机构怀疑与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县市长、“立法委员”、县市议员等选举有关。在今年查贿要出成绩的压力下，岛内执法人员也将此列为贿选加以查察，理由是虚报户籍行为除违反“户籍法”外，也构成“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如果前往投票，导致不正确结果，又将触犯“妨害投票罪”，所以“幽灵人口”与贿选是“一体两面”。

　　以公济私“扫黑”法屡试不爽

　　在“黑金”政治难除而又是众矢之的的台湾，对陈水扁当局而言，没有其他方法能比“扫黑”更为“高效廉价”、经济实惠，“扫黑”是台湾当局屡试不爽的武器。民众对“黑金”政治的强烈批评，从历任“扫黑”最高负责人的“法务部长”都成为“内阁”中满意度最高的官员一事即可看出，马英九、廖正豪乃至现任的陈定南都在民间受到欢迎。在陈水扁其他“施政”乏善可陈的情况下，“扫黑”的满意度却高于其他，“扫黑”也由此成为陈水扁当局和民进党展现能力和“魄力”的主要焦点。

　　除此之外，“扫黑”对民进党还有另一大说不出口的妙用：打击非民进党势力。年初发生的台中县议长颜清标被收押事件和10月发生的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提报“流氓”事件是两个典型的事件。颜清标在去年“总统选举”中拒绝了陈水扁的拉拢，力挺宋楚瑜；罗福助与国民党关系非同一般，在“立法院”一再阻挠民进党，而且他拟参选的地区对民进党籍候选人影响较大。其他将“扫黑”用用选举工具的例子还很多，前不久的景文案也是一个。景文案是景文技术学院和景文集团涉嫌利用低价卖房等方式向“教育部”官员行贿，此案本是单纯的司法案件，但陈水扁却很得意地将其称为“新政府”打击国民党黑金的“杰作”，但岛内媒体则批评政府干预司法。

　　自制“民调”法盛行

　　在“选举压倒一切”的台湾地区，所谓“民意”就成了所有候选人和各政党十分关注的一个硬指标。今年，为了显示提名的公正、公开、民主，不但民进党、国民党等大党，在竞争激烈的地区，普遍采用民意调查加党员投票的初选方法，产生本党“立法委员”和县市长候选人，即使在出现泛民进党系(泛绿军)和泛国民党系(泛蓝军)对决局面的县市，为确定双方代表候选人，也多通过民意调查决定人选，如台北县、嘉义县、高雄县等，其中高雄县最为复杂。高雄县泛蓝军首先出现亲民党钟绍和与国民党刘宪同、黄八野、吴光训多人争着出线的格局，国、亲两党也将高雄县列为两党合作的六个指标县之一，但国民党在该县整合无力，折衷之下提名吴光训，黄八野与钟绍和不服，遂私自决定两人合作，以民调方式决定一人参选，另一人全力配合，结果由黄八野胜出。在泛蓝合作两利的压力下，吴光训与黄八野商定以民意调查方式决定最后参选的候选人，双方在11月10日共同召开记者会，民调结果吴光训胜出。民意调查负责机构是台北大学与“战国策”两家民调单位，其中台北大学是受黄八野委托，“战国策”则接受吴光训委托。但台北大学与“战国策”两家公司却否认曾接受两方委托进行民调。对此，高雄县党部主委刘宪同表示，吴光训与黄八野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个台阶解决人选问题。依他理解，应该是根本没有做民调，双方会对外如此宣称纯为“善意的欺骗”，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够顺利协调一人出来，没有其他意思。

　　惯用支票法愈开愈乱

　　在岛内，“牛肉”是对候选人政见的形象性描述，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政见如同一碗香淳的“牛肉”。有海外媒体说，以常理而言，像台湾这样的选举本应以选举人的政见最重要，但这一基本内容早被异化了。候选人为了当选不惜乱开支票，大打“牛肉战”，只求一时一味地取悦选民。

　　早在去年的台湾领导人选举期间，陈水扁、连战、宋楚瑜三人不顾岛内实际财政能力，提出五花八门的竞选“白皮书”。陈水扁当选后立即面临如何兑现选举承诺的问题，许多支票超出了财政负担能力，饱受质疑，以致李远哲不得不跳出来为陈水扁缓场，表示“竞选承诺不一定要兑现”。

　　今年的选举照例如此，张俊雄为力挺民进党籍的县市长、“立法委员”候选人，不顾目前极端恶化的财政状况，轻率地对台北县等的地方建设作出承诺。变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失去了以前用以影响选举的行政资源，无“支票”可用，但最大都市台北市长马英九为支持台北县的候选人，也声称将推动台北县市兄弟合作，承诺将协助台北县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好在许多民众对这些“支票”倒是看得开，认为这些都是选举花招儿，当选后就不会来认真兑现。

　　随着选举日期的逼近，形形色色的选举花招还将不断出现。在这些花招里面，绝大多数都对社会具有不良示范作用，这也是台湾政治向下沉沦的一种必然结果。

　　摘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