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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安龙县平乐乡的乡政府把辍学孩子的家长告上了法庭，法庭判令家长恢复孩子的学业。家长的官司输了，孩子得以复学，可是未来的上学之路依然艰辛，前途渺茫。学校离家远，出门便是山，孩子中午不能回家，没饭吃，饿得直叫不想上学。做父母的，则更为来年的学费发愁。(2001年11月1日《南方周末》)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家长们的选择其实很理性：一是没钱，孩子读不起书；二是即使读完小学初中，考上中专、大学的也寥寥无几，到头来还是回来“修地球”过苦日子，读书不读书还不一样？三是上学之路充满艰辛，孩子受苦受累，家长担心。但既然被告上法庭，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众乡亲面前丢脸，那也只好把孩子送到学校，可学费依然没着没落的。

　　乡政府本来可以直接发通知处罚学生家长，然后申请法庭执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为了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有针对性地精心选择了三种起诉对象(有承受能力而不送子女上学的、超生户、对女孩子上学有偏见的)，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更为简单直接的行政命令来处理此事。我认为，仅此一点，乡政府就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那些真正交不起学费的家长们也依据同样的法律，将乡政府告上法庭，告乡政府对义务教育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导致孩子们上不起学。那么，乡政府是否也将面临和眼前的家长们一样的尴尬和无奈？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家长无奈，政府也无奈，难道，义务教育在贫困地区只能是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从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打开这个结的关键。

　　报道说：平乐乡是贵州省安龙县最贫困的乡镇之一，去年乡财政收入40万元，赤字80万元。用分管教育的副乡长的话说是“典型的农业乡，农民需要用一分钱都得卖粮食”；9月1日全乡6所学校开学后统计，116名学生辍学；从今年起平乐乡就已按照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的要求，中小学收学费实行“一费制”，小学收费不超过60元，中学不超过115元，一些特困家庭还给予40%—80%不等的减免。

　　由此可知，解决116名辍学孩子的全部学费，按平均每人100元计，每学期不到1.2万元！这个数字吓了我一跳：这么少！百八十元对于一个寂锅冷灶家徒四壁的农民家庭来说，可能是泰山压顶一般沉重的负担，可是1万元对于一个乡一级政府来说，难吗？精简一个人足矣！精简一个干部，就能够解决100多个人的辍学问题。而正是那些“要用一分钱都得卖粮食”的农民，却每年为乡政府贡献了40万元乡财政收入，尽管如此，乡政府还赤字80万元。如果这80万元最终不是由农民出，就必然要由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这些钱如果用来办教育，外加当地农民直接贡献的40万元，至少可以全包1万多个孩子的全部学费。

　　教育穷孩子苦的根源，还是因为农民负担过重，因为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绕了一圈绕回这么个老问题上，真令人沮丧。我想起了一位学者的话：解决农民问题(当然它应该包括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尖锐等问题——作者注)的关键是要考虑政权从乡村两级撤出。事实上50多年前我国的政权建设就只设到县一级。我想，这个设想如果没有办法一步到位，起码目前已经开始探索的乡镇机构改革的步子应该迈得大一些快一些吧？(童大焕)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