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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专业队”为何不敌“业余队”？

　　“沈阳案”东窗事发似乎纯属偶然，最初是马向东在澳门豪赌被人发现，于是才有连串“窝案”的大败露。

　　人们很容易假设，如果没有马向东的“一时不慎”惹火烧身，沈阳的这批贪官会不会还照样舒舒服服地混下去，有的还会像慕绥新一样被吹捧为有政绩的“好市长”而官运亨通？人们更会质问，为什么贪官的劣绩“墙内开花墙外香”——近在咫尺的沈阳市各监督部门无动于衷，却被别处的人发现？

　　慕绥新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个大贪官，而且平时并不掩饰他的豪奢。然而，最早向外界透露这一信息的，却是一些香港记者。1998年，慕绥新邀请一批香港记者到沈阳采访，慕接见记者时的一身名牌行头就值数万元，这自然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回港后的报道中，一位记者专门点出慕绥新的派头，并暗示他可能是个贪官。

　　这的确令人汗颜：远隔千里、也未受过反腐教育的香港记者，仅凭一面之交就能“嗅”出问题，而我们那么多的专业反腐队伍——纪委、监察、检察、人大等等，天天都在慕绥新身边，却对其腐败问题居然长时间“毫无觉察”！

　　贪官的劣行，总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有时根本不是“蛛丝”、“马迹”，简直就是做着腐败的广告。君不见，有“摆在街上的腐败”(超豪华住宅)，有“坐在屁股下的腐败”(超豪华进口轿车)，有“耳朵边的腐败”(新式手机不时更换)，有“穿在身上的腐败”(一身行头价值数万)，有“冲出国门的腐败”(公款出国游外加豪赌淫乐)，有“大胆面向社会各阶层的腐败”(利用婚丧嫁娶大肆收受钱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类似的腐败现象，不用细查就能知个八九，因为他们的开支明显地与他们的收入不符。

　　当然，我们的专业反腐人士的反腐业绩也是有目共睹。许多贪官被板倒，都有反腐“专业队”的功劳。我们不能凭怀疑定罪，不能凭“蛛丝”、“马迹”定罪，从发现“蛛丝”、“马迹”到将腐败分子推上法庭，主要靠反腐“专业队”。但是，反腐“专业队”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特别是在日常发现贪官方面常常耳不聪目不明。比如，对天天在眼皮底下、豪奢而不掩饰的大贪官慕绥新，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或失职。

　　反腐“专业队”不敌“业余选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为”的原因甚多，很重要一点是体制上的原因。目前在地方上，不管是纪委、监察，还是检察院，甚至包括人大，实际上都是地方一、二把手的下属，财权、人权都在上级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监督他们的“老板”，简直有点强人所难。而且腐败分子多是上下勾结，这样一来，即使对同级或下级的监督，也会因此而半途而废。因此，要想使反腐“专业队”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水准”，还是应该认真反省一下我们的反腐体制和机制。

　　二问：“几把手”怎会比不过“一把手”？

　　“慕马案”有一个现象触目惊心：涉案的腐败官员中，竟有20余人是“一把手”！

　　从“一府两院”的政府市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到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一个又一个要害部门的“一把手”相继落马，这被称为奇特的“一把手现象”。

　　这些“一把手”腐败起来同样不缩手缩脚。国税局局长的办公室和家里都豪华得令人瞠目；法院院长包养六七个情妇；国资局长“泡小姐”一掷千金；财政局长动辄出国潇洒……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一把手”们天马行空，没有一点约束，甚至使人怀疑这些单位是否有领导班子，除了“一把手”外是否还有“二把手”、“三把手”等分工负责、相互监督的班子成员。

　　当然，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慕绥新。据说他在讲话或与干部谈话时，经常讲的就是“我要如何如何给你解决问题”、“我如何如何给你提高待遇”等。周伟在鞍山口碑不好，慕绥新却将他调到沈阳任烟草专卖局局长；群众举报夏任凡，中纪委下令调查，慕绥新从中阻挠，就没有人敢再坚持。

　　不光在用人上，在其他重大决策方面，这位在沈阳一直以有魄力、敢拍板而著称的市政府“一把手”，常常是“金口玉牙”，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一些“拍脑门”、“拍胸脯”一言堂定下的决策，完全是缺少科学决策、缺少集体讨论的蛮干、胡干。

　　沈阳市会展中心选址，无论从城市建设和经济活动来看，都不应选在现在这个地方，很多人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权倾一时的慕绥新却一意孤行。如今，这个原计划投资7.2亿元的基本成型的建筑业已停工，新近的一个方案是要把它炸掉，需要付出的的代价是，仅地面建筑就要损失8000万元！

　　为什么几个“×把手”都比不过“一把手”？关键还是我们的领导体制有漏洞。

　　一个班子里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对“一把手”的监督基本上是靠他们。然而，一方面，事实上的“首长负责制”给了“一把手”很大的权力，如财务上的“一支笔签字”等等，同时又没有权威部门确定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致使其他几个人只能唯“一把手”是从，否则“一把手”可以略施小计，就将权力转移到他或他信任的人手中。另一方面，近些年实施的党委会“票决制”等新方法，或是没有认真执行，或是在实践中并不可行(如常委会人数很少，投票方式又很不规范，常委委员很难真实表达个人意愿)，基本上对“一把手”没有什么监督效果。

　　此外，一些实权部门的“一把手”没有实行任期制、轮换制，多年当政，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织成庞大、坚实的“关系网”，排除异己，规避监督，从而产生令人担忧的“一把手现象”。

　　三问：“小问题”为何变成“大问题”？

　　“慕马案”中有一位勇士令人难忘，那就是因举报慕绥新、马向东等贪官而被开除党籍、关进劳教所的离休老干部周伟。

　　不过，使人觉得尴尬的是，周伟是在马向东澳门豪赌、劣行败露，上面开始着手查处贪官们以后，才被放出劳教所的。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重视他的举报，认为那不过是一些“小问题”。

　　然而，很多贪官的这些“小问题”背后，往往是令人心惊的“大问题”，只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对此感觉麻木而已。

　　报载，沈阳市纪委搞过一次调查，在晚上6点后给市管领导干部挂电话，结果有一半的人无法找到。但是，他们的调查也就止于此，没有继续深入。两年前，皇姑区副区长关宏阳因经济问题落网，牵涉到多名官员收受礼金的问题，但这些官员仅仅被要求上交礼金，再也没人做深入的调查处理。

　　与此同时，很多上面要求“从严”的批示，在下面也会变成无声无息。一次，辽宁省委接到一封涉及沈阳的署名举报信，省委书记作了批示，省委副书记更是要求认真查一查。但是，举报信转到沈阳后却再无回音。2000年，沈阳市纪委提出的7起必须要有结果的督促查办案件，竟然没有一家上报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如果这些“小问题”当时就得到足够重视，一方面可能顺藤摸瓜，抓出“小问题”背后的“大腐败”；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小问题”的确只是个苗头，认真抓一抓，对领导干部也是一个提醒，会避免更大问题的发生。

　　所有这些问题，应该说都不只存在于沈阳。因此，有关部门也有必要对照“沈阳案”暴露出的问题，再多提出一些疑问，或许可以堵住一些漏洞，增强反腐的效果。

　　摘自：《时代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