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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很多高速增长的企业因为管理基础薄弱、缺乏凝聚力而突然衰败，正如很多声名显赫的公司一揭开盖子就千疮百孔，中国一些地区的发展也潜伏着同样的危机。这些地区也像那些忙于做表面文章的企业一样，长期忽略基础的管理工作，不重视民意根基的打造，在“官员任期所有制”的短期思维影响下，致使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且越来越难以遮掩。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某省一桩命案时，遇到当地一位已经采访过该案、但后来没有曝光的中央级媒体记者。他说：“这个省不能再出事了。中央盯得很紧，现在什么都是责任制，再出事，省领导的位置坐不稳啊！”

　　虽然“不报道出事”并不等于“不出事”；而且事实上，一时地压住某地的新闻也不等于能永远地压住所有地方对此的报道，尤其是在一个“互联网社会”；但对地方官员这种如履薄冰、天天担心出事、害怕上面怪罪的心情，我们表示理解。今天爆炸，明天火灾，这天黑社会，那天“豆腐渣”，贪官层出，特权横行，而且安全事故动不动就死伤几十人上百人，严重背离“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政治原则，让上级领导寝食难安，让人民群众悲愤交加，媒体还要纷纷报道追究，谁坐在那里都如坐针毡。

　　当中国的地方官员因为上至中央、下至底层的压力，感到“这个官越来越不好当了”的时候，他们在客观上就开始了“角色回归”的里程。我们对这一方向持肯定的态度。

　　所谓“官员的角色回归”，在我们看来，就是还官员之所以为官的本来面目，真正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而剥离掉那些封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东西。在“官本位”的文化下，要全面实现官员的“角色回归”，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但“回归”的方向，我们以为应该是明确的。

　　第一，从权力的扩张走向权力的收缩。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调整，裁撤收缩，随着国有企业的“无级别”化，随着权力部门之间制约关系的加强，越来越多官员感到手里的权力少了，权力没那么硬了，没那么畅通了，管不了(至少是直接管不了)那么多人和事、财和物了。于是，以往的“优越感”变为“失落感”，“特殊化”趋向“一般化”。

　　第二，从对经济和公民生活的大量干预走向为经济和公民生活提供服务，还权于民。由高高在上的命令者、指令者，变成投资环境的维护者、投资者的服务者。管制和干预是腐败的温床，只会令个人得利而使整体投资环境受损。当官员的个人作用大大弱化，当官员觉得干预别人会“缩手缩脚”、“有所顾忌”时，他们将找到人民之所以赋予他们以权力的理由：“要你当官，就是要你为我们好好服务。没有服务的理念，只有管制的冲动，就不配当官。”

　　第三，从说“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到为人民说话，说真话，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第四，从“公私不分”到公私分明，不化公为私，不因公徇私。

　　第五，从人治到法治。让人民不再“求人办事”、“拉关系办事”，而是按公开透明的制度平等地办事。

　　第六，从很容易“混日子”到接受严格的考核，让对官员的辞退、降职、惩罚成为一种硬性的约束。让官员成为最担心“下岗”的一族(事实上，他们也是最膨胀的一族)。对贪官要有威慑，对庸官、懒官也要有压力。要让人们觉得“当官大不易”。

　　第七，从缺乏监督到时时面对监督的压力。不仅是为官者自己受监督，其子女亲戚同样会被传媒盯得死死的。

　　第八，官员的职责、功能由模糊到清晰。官员的职责越模糊，权力就越大，所以什么是他们可以干的、什么是不可以干的，一定要清楚地界定。企业的经营范围要放松，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明晰。

　　第九，由回避问题到直面问题，由掩饰问题到真正解决问题。不要中央不问、不发现，就万事太平，出了事先想着怎么在上面过关，得过且过，搞短期行为，不实事求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第十，由感觉型、拍脑袋型的管理到理性化的科学管理，从“家长制”、“一言堂”式的管理到民主化、参与式的管理。

　　我们已经听到“现在当官真累、真苦、真没意思”的许多抱怨，也看到不少官员辞官，追求其他的人生目标。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当官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好牛的”、“没什么好怕的”的议论。当作为个人的官员开始思考“当官的真正价值何在”、并且不无迷茫的时候，我们认为，作为整体的中国官员正在觉醒。他们感到越来越多的约束，恰恰表明，中国传统的“大政府”有可能变成“有限政府”。而“限政”，从来都是“善政”的开端。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对中国一些官员的“失落感”、“迷茫感”、“无力感”表示致敬——他们正在和那种建立在控制与管制基础上的“优越感”告别。他们的人生走到了新的路口，确实不容易。我们对他们的探索表示尊敬。我们最后要指出的是，中国官员的“角色回归”不等于“无为主义”。我们希望他们主动迎接而不是被迫走向这种“回归”。回归人民的怀抱，回归对民族的责任和历史的良知。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