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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来说，形形色色的应酬，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一方面为应酬所累，放在事业上的精力越来越少，乡镇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兢兢业业、用十二分的小心应酬着，生怕应酬不好出了乱子。

　　一位基层干部是这样告诉记者的：应酬太多，自己不情愿，家人埋怨，群众抱怨，严重影响了干部形象。既然如此，这种没完没了的应酬到底能否根除？如何根除？为此，本刊组织了新华社驻各地记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对话。

　　干部应酬知多少

　　裴知强(海南分社副社长)：干部应酬通常表现为“吃请”和“请吃”。一个人在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之后，往往会卷入这种迎来送往的应酬中。以前我在湖北，听到一些干部自我解嘲，说午餐和晚餐已基本解决，早餐问题正在研究。虽然无奈，却也自豪。

　　来海南后，才发现这里干部的应酬比内地还多。首先是南方吃早茶，8点钟上班，9点钟转身去了茶楼。一席早茶，常常和午饭连在了一块儿。为了制止这种怪现象，海南曾经针对干部吃早茶现象，专门发过一个文件。

　　还有一种所谓高档次的应酬，就是人们常说的“与其请你吃饭，不如请你流汗”。这种应酬最时髦的是打高尔夫球，一次至少耗资2000元，这成了有身份、上档次的标志。

　　胡宏伟(浙江分社采编室副主任)：我的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朋友曾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虽然是处级干部，级别不算高，但为了应酬，最近平均每周要出席6次宴请，绝大部分情况是被请，偶尔也有请别人的。他每周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约20个小时，差不多相当于3个正常工作日。不算不知道，算算还真被吓一跳。

　　说起应酬，这位官员满脸无奈，但显然也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与满足。原因很简单：应酬越多，就越能说明你是一个有用的人，是有价值和有身份的最佳体现。这是很诱惑人的，许多干部因而乐此不疲。

　　高宁生(宁夏分社采编室副主任)：没错。这种“感情联络”式接待主要针对有项目、有资金、有审批权的领导或部门。为了跑成贷款，引进项目，减少交税，或早日获准某建设项目开工，或某工程及早得以验收使用，希望以几百、上千元钱的吃喝，换取百倍千倍于此的回报。不仅要请吃，有时还要送厚礼。葛如江(安徽分社记者)：这种风气岂止在沿海，在内地一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我采访重庆市铜梁县某镇党委书记，问他“一年之中有多少时间花在产业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上？”他坦言，真正花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上的时间不超过30%，而接待、开会的时间却占到了近一半，乡镇干部平均每半个月要参加一次县级以上的会。一到岁末年初就更忙了，仅去年底他们乡镇接待的各类检查组就有10多个。会议也是一个接一个，既耗时，大多又没有实际意义。

　　胡靖国(山西分社记者)：确实是这样。有一位县委副书记曾对我说，目前基层干部有三怕：

　　一怕开会。他一个月曾开过22个会，大都是些务虚的，实质内容不多。而且会议时间又特别长，就那么一个意思，这个领导讲了，那个领导讲，本来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硬要长篇大论地说一翻。

　　二怕文件。有什么样的会议就有什么样的文件，而且文件比会议还要多。他真不明白，如今新闻媒体如此发达，中央开会全国人民不过夜就全知道了，可为什么一级一级还要下发文件？有的文件长达几万字，其实有一二百字足够了。办公桌上的文件常常高可盈尺，真可惜了这些白纸，不如给山里娃做几个作业本有用。

　　三怕接待。他们这些基层干部简直快变成了“三陪先生”，陪吃陪唱陪参观，尤其是陪酒，中午喝了晚上喝，简直是一大负担。来的都是客，都是官，下边谁也得罪不起。这个检查，那个评比，穷于应付，忙于奔命，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于是应运而生。

　　葛如江：采访中我了解到，乡镇干部一方面对整日的吃喝、招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乐此不疲。一位曾担任多年乡党委书记的干部说：“有句顺口溜‘协调就是喝醉，管理就是收费，工作就是开会’。现在的检查工作就是比接待，谁接待好谁的工作就能打高分。再比如去上面要个项目，你不接待不行，很多部门要协调，不喝也不行。喝得好，项目就好钱就多。”

　　应酬多的背后往往是腐败

　　裴知强：应酬多了，危害自然也多。首先是使得行政行为常常“短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这是很多年前就有的顺口溜。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酒席宴上不分彼此，公事就很难做到公办。天下没有不付钱的晚餐，干部凭自己的工资，是没法参与这样的应酬的。主动应酬是花公款，被动应酬要付代价。吃人家一只鸡，肯定要还人家一头牛。事实一再证明，应酬常常是腐败的前奏曲。

　　其次，频繁的应酬影响了干部形象，降低了干部水平。成天出入歌楼酒肆，成天脸是红的，舌头是大的，走路歪歪斜斜，说话骂骂咧咧，外表连一般的良家子弟都算不上，还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形象吗？还有，一天只有24小时，如果整日应酬，哪有时间看书学习？干部必须是当今的精英，国家才有希望。可应酬多了，干部还能保证自己在知识和文化方面的领先地位吗？

　　胡宏伟：导致干部应酬肆意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们手中的“权”。而且这种“权”无所不在。你想办个厂，你要批块地，乃至进个学校、转个户口、吃喝拉撒……对不起，就得先过我这道槛，先拜我这炷香。否则，门儿都没有。真可谓“权”网恢恢，插翅难飞。

　　去年5月，浙江温州的一家媒体曾做过一次调查，针对“温州老板工作之余干什么”这一设问，33%的被调查者一口咬定老板们是“花天酒地陪干部”。而老板们则委屈地表示，他们也绝非心甘情愿，不去陪干部应酬，很多事就会办不成。

　　葛如江：安徽农业问题专家吴昭仁说得好，应酬会导致严重的形式主义。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坑害的是百姓，损害的是党的形象。

　　颍上县的八里河，是围田建成的风景区，景区内还建造了一些世界名胜的微缩景观。从中央到省里许多领导都来参观过，来的人都说好。但就没有一个多问一句“这钱是从哪来的”。颍上县是贫困县，干部连工资都发不出，哪来的钱搞旅游景点，为了迎合上级，只能去增加农民负担。

　　重庆大学教授陈万志说，这种只对上不对下的“一头热”的干部人事制度，一是容易造成基层干部为了取悦上级领导而背离群众利益，只要领导说好，成百上千的群众说不好也不顶用；二是使基层干部官官相护，“连裆裤”穿起来，朝着利益集团化方向发展，下面的违法行为，上级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比如检查农民负担，只要下面接待好了，明明擅自增加农民负担的事也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胡靖国：一些乡镇干部告诉记者，负担太重了便等于没有负担。上边不切实际地下任务，下边只能是稀里糊涂地完成任务。上级下来检查工作，听汇报、看录像、转试点、说好话、鼓鼓掌，一走了事，后面跟着摄像机，搞得倒像拍电视剧的。实际工作做了多少，谁也说不清。于是在一些地方各种“花架子”工程、“虚假数字”盛行，影响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现在企业减负，农民减负，学生减负，何时给基层干部也减减负？

　　高宁生：由于应酬太多，乡村干部的精力被大量分散。乡干部们说，他们的“身体”常被截成三段，三分之一用于吃喝接待，三分之一用于开会和陪同检查考核，三分之一用于正常工作。

　　宁夏黄河灌区一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他们乡平均不到三天就要有一拨人来，来人就得吃饭，吃饭就得到餐厅。每年光用于吃喝方面的花销少则三四万元，多则五六万元。所辖各村，村村都打有吃饭的欠条，每个村的花费都在五千到一万元。而这个乡，历年的欠款现在已达200多万元。他说：“上面来的人，大多是领导，不接待不行啊。”

　　给“多应酬症”开药方

　　裴知强：根治应酬的方法很多，包括如今已经实行的下文件、发通知等。但是，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革，取消行政过多参与经济活动的弊病。大家回想一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应酬最多的是计划部门；在商品短缺的时候，应酬最多的是物资供应部门，那年月，一个站柜台的售货员都是很牛气的；在资金渠道紧张的时候，应酬最多的是金融部门；在商品相对过剩的今天，应酬最多的是一些物资采购人员。当然，一些拥有签字权的官员，一字万金，一直就是应酬的追捧对象。制止应酬，不能扬汤止沸，必须釜底抽薪。

　　胡宏伟：如果要为这种“干部应酬”病症开药方的话，应该尽快实现政府角色归位，破解干部权力情结。比如目前正在各地大力展开的政府审批制度改革等。

　　近段时期，全国上下的第一大热门话题恐怕是中国加入WTO。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我国加入WTO的最大挑战，是原有政府运行体系包括诸多法规政策如何与之对接。最近，我和分社的一位记者对此进行了专题调查。令我们颇感吃惊的是，不少政府部门在清理与世贸组织不相适应的地方法规政策时反应迟钝，进展缓慢。其中除了对WTO知之甚少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急需清理的地方法规政策中极富“权力”含金量，难割难舍。没了这些权力，谁还会来找自己“应酬”？真的是很心疼的。

　　葛如江：江西省委组织部农村处的刘伟旗说，要改变这种风气，第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第二关键是改革现有的干部选拔和考核机制。

　　涡阳县农委主任范吉用说：“到基层来的领导大都打着视察、检查和考核的名义。现在的检查、考核多达10多项，我县‘一票否决’已达5个，有的地方招商引资也是‘一票否决’。现在事故那么多，原因不是没有制度，各级也是一次次检查，但检查发现的问题就在一次次的吃喝接待中‘过关’了。”他认为，应将各项指标重新梳理，该减的就得彻底砍掉。考核干部要重实绩，不能光是官员给官员打分，要请群众给官员评价，不能以领导的喜好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

　　加大干部制度改革，精简机构是解决当前干部作风问题的重中之重。永丰县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七八年前县里正副县长只有5个，而现在有9个。上级领导多，分工细管得也就细，下来检查的时间自然就多了。每个领导来了我们都要接待，不仅如此，有时书记、县长先后下来检查，书记下来发了一通指示；县长来了，也是一通指示。他们俩意见一致还好，如果意见不一致，下面的干部就麻烦了，不知道听谁的。尽管中央下决心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但力度不够，步伐太慢。要让我们从这些接待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先要让干部减下去。高宁生：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对于吃喝，要正确划分正常接待和公款浪费的界线。正常的接待不能少，但纯属应酬的吃喝必须制止。干部下乡是转变作风的体现，但要注意不要顾此失彼，要用严格的制度加以规范，把握尺度。面对愈刮愈烈的应酬之风，他们建议：

　　从精力上解放乡村干部，做到“三个减少”。即减少达标活动、减少会议、减少形式主义的东西。检查、考核工作必不可少，但可以集中时间搞，精简、高效，压缩时间。

　　从机制上改变。机构改革中，从上面开始就要合并撤销一些部门，使下面相应地减少部门。因为上面的部门越多，下面的接待任务就越重。

　　在条件许可的地方，乡上设灶，使到基层工作的干部可以随灶就餐，减轻乡村干部的负担，节省接待费。

　　大力提倡下乡吃饭交伙食费制度。所交伙食费由派出单位负责交钱给接待单位，尽量避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打交道，减少心理上的“难为情”。健全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于应酬或公款吃喝问题，中央和地方都曾有过明确的制度要求和处罚规定，只是没有贯彻落实好。现在要重新强调，并不断完善这些制度，把有利于作风建设的制度落到实处。

　　从反腐倡廉的高度认识应酬问题，促使干部转变作风。同时采取一些强硬措施，抓一些典型予以曝光，让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到，减少吃喝应酬不是小事。(杨庆兵熊宁宁)

　　摘自: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