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威兰.瓦格纳

　　提要：几十年来日本迈向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步伐似乎不可阻挡。但在1990年日本式的经营模式却在突然之间跌入万丈深渊，原因主要在于腐败、低效率的金融体制。日本正对其进行改革，但传统的力量可能更强大。

　　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哭泣。1997年11月，当山一证券公司董事长野泽含泪宣布这家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破产时，他的许多被震惊的同胞也在电视机前抽噎。“日本公司”体制似乎走到了尽头。

　　　 “日本公司”，先是外国经济学家，最后连日本人自己也用这个概念指称日本独特的、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模式。二战以后，这个国家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公司一样发展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国。1.2亿居民对内精诚团结达成共识，对外则进行残酷无情的扩张。从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生产的廉价汽车、轮船、电视大量涌入世界市场，自鸣得意的西方竞争对手感到极度震惊，受到刺激的亚洲邻国则纷纷仿效。连向来以冷静著称的经济学家，在谈到日本经济的话题时也像战地记者一样亢奋。所有一切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21世纪将成为日本模式资本主义的世纪。

　　但无论是外国的钦佩者还是陶醉于成功之中的日本人自己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日本公司”模式在这个国家赶超西方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当日本实现目标、发展壮大之后，这个体制就像过时的衣服一样已不再合身。

　　日本追赶西方的进程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起步。通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鲁士引进了军事制度和专制宪法，从英国和美国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由于日本缺少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已演变成政府官僚的前武士阶层就自己开办矿山、造船厂和纺织厂，后来又把它们从国家手中据为已有。日本的巨型康采恩，即通常所谓的“财阀”，就是从这些企业中发展进来的。

　　到本世纪初期，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亚洲的领导国家。在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又打败沙皇俄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非白色”民族打败西方列强。这次辉煌的胜利对日本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日本公司，尤其是电气和化学生产厂家，迎头赶上了在战争中衰落的欧洲公司。

　　但是国家继续迫使越来越贫穷的佃农工业化，穷困人家被迫把女儿卖给工厂做工或者卖到妓院里去。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作为这种不满的代言人，主要是从农家子弟招募士兵的军方迅速倔起。它的仇恨首先集中在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大财阀身上。这些贪婪成性的家族公司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全国，从电影到大炮，几乎没有它们不生产的东西。以三井为例，它有70多家子公司，每家子公司又有数以百计的下属公司，国内外雇佣的员工人数多达lOO万。在1941年前后三井已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它与三菱一起用钱买通了历届日本内阁。

　　为摆脱经济危机，日本财阀掀起肆无忌惮的出口攻势。在军事上日本也走上一条与美国对抗的道路。为了把国内危机转嫁到国外，日本的将军们制订了建立“日本人的大东亚”的长远计划。1931年，军方未经天皇批准擅自袭击满洲并成立傀儡的“满洲国”。1937年，将军们又策划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日本军队把被占领的满洲国变成国内军火工业的大型试验场。在军方的推动下，日本国有企业开始试验统制经济的新方法。军官们将他们在德国和苏联学到的模式付诸实践。他们的试验得到所谓的改革派官僚的帮助。这些人在1945年后日本重建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中包括日本战后最重要的首相之一的岸信介。从1930年到1940年间，重工业在日本经济中占的比重从35%上升到65%。改革派官僚把资金和原料分配给超国家的卡特尔，同时又竭力减少财阀家族对经营事务的影响力。在这个替代过程中他们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做了大量新尝试，其中许多成为战后“日本公司”公认的显著特征，如工作岗位保障等。

　　但日本军方丧心病狂的扩张计划最终使改革派官僚的设想成为泡影。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接着又迅速占领整个东南亚，宣称要建立反西方的“大东亚共荣圈”。但超级大国美国的工业力量远远超过日本。盟国依靠海上优势切断了日本与亚洲殖民地之间的原材料供应线。到战争末期，美国甚至已用不着再轰炸日本本土的钢铁厂。这个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已彻底破产。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但对日本经济的规划者来说这毋宁是一种解放。在摆脱军方的束缚之后，他们立即不失时机地运用经济手段继续日本的赶超西方之路。与同样被占领的德国不同，美国占领军让日本政府继续留任，并在审判战犯时庇护了大量官僚。日本的战争经济学家们受胜利者的委任继续为工业界分配少得可怜的原材料。他们很快就习惯了与占领者打交道：许多美国专家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反托拉斯政策的追随着，他们计划在日本继续尝试这种在美国国内很大程度上陷于失败的方案。

　　美国人的改革重点是解散财阀。日本军方和改革派官僚从来没能做到使财阀完全屈服。这些公司的资本在战争中翻了两番。现在，日本计划者无法实现的东西却由资本主义的美国人完成了，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他们至少从形式上解散了财阀，剥夺了三井、三菱等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聘用更年轻的经营管理人员。美国人在无意中促成了日本战后平均主义社会的形成。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算是中产阶级。新一代企业老板作为公司集体的代言人出现。公司所有人都为集体的成功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而埋头苦干。

　　在朝鲜战争中日本从美国供应基地的角色中获得好处。它向美国军队提供了价值24亿美元的坦克配件、其它技术设备和棉被等等。日本通产省充分利用了这种繁荣。由于美国允许日本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通产省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样扶持日本工业企业。它先是通过数以亿计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重工业，如钢铁、造船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后来又把范围扩展到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

　　如果没有通产省的扶持，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在1953年时就会彻底衰落。西方公司在当时统治了整个日本市场。但通产省决心建立自己的民族汽车工业。它先扶持本国生产厂商的发展，接着让它们相互竞争市场份额，为出口做训练。1957年丰田公司出产的“皇冠”轿车勇敢地驶入美国。这次出击太早了，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抛锚，丰田公司不得不退出美国市场。但1961年丰田公司卷土重来，并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1960年向国人许诺，人均国民收入将在10年之间翻一番。事实上最后增长了两倍，远远超过了这个目标。在这期间日本经济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1968年日本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国。

　　增长取代了在美国占领军压力下走下神坛的天皇，成为日本人新的顶礼膜拜的对象。池田首相走到哪都随身带着一台收音机，以便能随时听到股市的消息。为增强员工的忠诚意识和避免劳资斗争，企业和国家提供工作岗位保障，实行终身雇佣制。作为回报，工会接受工人工作日长和假期短的现实。公司取代传统的儒教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提供住房，介绍对象，支付养老金。日本人最终将市场经济与传统的中世纪村落社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上，日本公司能够以高于国际市场数倍的价格从消费者手里赚钱。这样它们就能不受干扰地为发动出口攻势做准备。在通产省的指导下，日本公司选择了一些低价、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作为出口的主打产品。与它们傲慢自负的竞争对手不同，日本公司不以吸收外国技术工艺为耻。日本工程师最擅长的本领就是通过创造性的模仿超过他们学习的对象。从1951年到1984年，日本公司签署了约4.2万项引进西方技术的协议。日本仅花了170亿美元的微小代价就买到了通过高科技时代的通行证。

　　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虽然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几乎全部原油都靠进口，但却很少进口成品。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日本虽然不得不废除大多数进口配额，但又通过高关税和官僚主义小手脚使市场更加封闭。与此同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企业集团连通一气，通过种种手段合伙排挤外国竞争对手。

　　 1971年，由于与日本的贸易逆差急剧增长，美国政府终于忍无可忍。尼克松总统宣布对进口加增10%的关税，并放开美元汇率，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来自日本的进口产品变贵。在这场在日本被称为“尼克松地震”的冲击之后紧接着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进口原油价格上涨使资源医乏的日本陷入剧烈的通货膨胀之中，绝望的家庭主妇甚至疯狂抢购囤积手纸。日本经济自二战以后首次出现倒退。

　　但这次危机有其更深刻的根源。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中，日本人干得最多，却生活得最苦：住在狭小的木房子里，洗衣机经常只能放在大街上；每天挤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上下班；许多人死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日本的政治家没有想过开放这个国家和刺激消费，他们把一切寄希望于国家。从1972年起，田中角荣首相通过一项所谓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

　　日本挺过了石油危机并在国外制造了一种危机之后变得更强大的神话。通过严厉的节约能源措施和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日本工业企业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尽管取得成功，但日本仍像发展中国家一样抵制进口。在石油危机后十年内日本的出口盈余增加到接近1000亿美元。

　　作为世界自由贸易中的“搭踏板车者”，日本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激起的恐惧甚至超过了苏联。就像在裁军会谈中对苏联所做的一样，西方也敦促日本“自愿”地控制一下它的出口。日本屈服了。但日本生产厂家纷纷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建厂来摆脱政府的限制。例如，当东京已无法再推迟开放肉类市场的限期时，日本公司就马上在澳大利亚购买了许多养牛厂。

　　美国继续施加压力。为提高日本出口产品的价格。美国在1984年的广场协议中规定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这刺激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发展。它造成的后果使日本直至今日还深受其害。在从1986年1月后短短13个月中，日本央行就将基本利率下调了7次。日本公司采取各种方法将它们的资本成本事实上降低到了零。在那之前，日本生产厂家一般把融资事宜委托给国内银行，现在它们也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财之道”。日元升值使日本公司拥有的不动产的账酉价值急剧上升，它们以此做担保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也就相应增多。它们就用这些资金建造新工厂，发动新一轮出口攻势。

　　在日元升值的帮助下，日本公司进一步扩建它们在亚洲国家的“桥头堡”，促成了所谓“亚洲奇迹”的出现。从50年代起，日本就有目的的扩大在战时“大东亚共荣圈”所包括地区的经济影响。从70年代后期起，日本厂家开始把生产向这些低工资国家转移。经济学家把亚洲国家的发展比作一个雁群，在头雁，日本的带领下呈阶梯状飞行。

　　1990年，日本的“泡沫”爆炸了。日本央行在一年之内把利率下调了lOO%。国际投资者迅速将资金撤走：东京股市’在一年之内下跌54%。房地产市场价格随之急剧缩水。日本的银行第一次坐在了不良信贷的火山口上。但政府却低估了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它不是立即通过改革对已不堪重负的金融体制进行整顿，而是寄希望于宏观经济自身的复苏。“日本公司”在1990年面临着像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同样巨大的挑战。与东欧国家改革者不同的是，日本官僚阶层在是否放弃他们的计划经济权力的抉择前退缩了。

　　日本陷入危机。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刺激措施，但成效不大。公司和银行破产增加，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国家预算出现巨额赤字。1999年国家新举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10%，是欧盟马约标准的3倍多。

　　由于政府不再能够保障经济增长，“日本公司”的共识基础发生动摇。1993年夏，日本国民收回对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信任，一个由反对党和分裂的自民党成员组成的联合政府接管了权力。日本政坛突然吹进一般请新的空气。但日本进行彻底变革的希望在不久之后就再次归于破灭。

　　但日本现在总算清楚地知道它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虽然日本出产的电子宠物和录像机风靡世界，但电脑的智能部件，如微处理器和软件却多数是美国公司生产的。日本通产省官员抱怨说，这个国’家缺少一个“日本的比尔·盖茨”。日本后果最为严重的失误出现在因特网的发展上：日本工业巨人长期把目光放在娱乐性电子产品的生产，从而错过了自蒸汽机发明和福特首创汽车流水线生产以来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美国硅谷的软件生产商在几年之内就为因特网制订了工业标准之时，日本人还在一脸茫然地观望。

　　日本工业之所以被竞争对手美国甩下，这个国家腐败和低效率的金融体制负有主要责任。繁琐复杂和陈旧的规章制度阻塞了富有创新精神的新生企业获得风险资本的可能性。

　　去年夏季，全球金融市场都高度紧张地关注着日本。人们担心日本不堪重负的银行系统有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动荡。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东京被迫拿出60万亿日元整顿金融部门。日本就像是一艘遭到破坏的船，正竭力把低效金融系统中的压舱物扔出船舱。

　　大约在10年之前，日本大藏省财务官(木+神)原英资还在为“日本战胜资本主义”而欢呼。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的独特选择在日本战后重建过程中运转良好。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日本资本主义模式所带有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结却成为一种最大的生产环境劣势。

　　毫无疑问，日本工业在长年重病之后仍会再次倔起，而且时间可能比现在看起来的更快。但是，它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严峻考验并不会消失，而只是被推迟了；中心问题依然没有答案：日本的共识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向一个以个人为中心、开放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只有一点看来是肯定的：作为“边缘人”的日本在未来将继续向西方发出挑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