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渤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英国国防部说他们早在10年前就知道了贫铀弹的影响，他们是凭什么知道的？除了海湾战争，还有别的依据吗？我当时就曾亲身经历海湾战争，战后多国部队军人所患‘海湾战争综合征’的症状，我身上几乎全有！”

　　据《俄罗斯报》2001年1月6日报道：“早在海湾战争后北约就知道使用贫铀弹的后果会怎样。当时，北约共向伊拉克投放了94万多枚贫铀弹。25万伊拉克人亲身体验了从天而降的300吨放射性物质的危害，数千名美国军人也受到贫铀弹的伤害。但由于他们在伊拉克领土上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所患疾病程度并不算太严重。尽管国防部给许多身体受损的士兵发放了补贴，但这正表现了美国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0年3月21日，联合国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发言人公开承认，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北约战机共使用了3.1万枚贫铀弹。在过去10年里进行的3大地区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均使用了贫铀弹。海湾战争后，有关专家认为：“科威特上空的大气污染程度不亚于一枚轻量级化学弹头所形成的污染。若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若干年后，其危害程度将不亚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带来的危害。”

　　如今，就在“海湾战争综合征”还没完结时，“巴尔干战争综合征”又在欧洲闹翻了天。

　　孙渤，山东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干部学院工作，曾任院团委书记。1989年7月至1990年8月，被外经贸部抽调到中国驻科威特使馆任商务随员，后因海湾战争而紧急撤回。1990年12月至1991年3月，孙渤被调往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任商务随员。在联合国尚未宣布海湾战争正式停火之际，孙渤于1991年3月又被紧急调往科威特参加重建被毁中国使馆工作，成为首批重返科威特的6名中国外交官之一(其中4名来自外交部、两名来自外经贸部)。

　　重返科威特1个月后，孙渤就感到身体不适。1991年5月，孙渤因全身难受而到当地医院检查。在尿样化验中，发现PH值酸性偏高。医生要他每天尽量多喝水，以冲淡毒素。1992年2月，因身体原因孙渤由科威特调往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商务处。据悉，津巴布韦山青水秀，便于疗养。1993年1月被调回国内，随后便调往山东烟台大学，现为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贸英语教学部主任，副教授。

　　外经贸部人事司在1995年9月26日出具的一份证明信中说，孙渤“为我驻科威特人员(公司、劳务等)的紧急撤离做了许多工作，为保证国家和驻科人员的财产不受损失尽职尽责，不辞劳苦，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恢复和发展中科经贸关系做出了努力，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中国前驻科威特大使管子怀曾说，“包括孙渤同志在内的先期返回科威特工作的同志，曾得到外交部和外经贸部的通报表彰”。

　　孙渤是在来京治病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为节省开支，他这次来京治病，并没有住旅馆，而是在北京“泡澡堂”。没有联系手段，一位看公用电话的宋小姐听到他的遭遇后主动让他把公用电话作为自己的联系电话，宋小姐还成了他的联系人。

　　海湾战争打起来时，孙渤是27岁的小伙子，身强体壮。如今37岁的他，从本报编辑部大楼一楼乘电梯来到五楼，再从五楼走到六楼的咖啡厅，尽管只有十几级台阶，他已经气喘吁吁。

　　据悉，贫铀弹对人体至少有5大伤害：一是引起造血障碍，表现为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和血红蛋白减少，造血细胞受损而导致造血障碍；二是引起眼睛生白内障，表现为眼晶体混浊及视觉障碍，这也是最早发生和最多见的病症；三是白血病及其他恶性肿瘤；四是生育能力下降，甚至会导致精子和卵子中的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进而导致下一代出现异常；五是生长发育出现障碍，严重时会引起寿命缩短、未老先衰或提前死亡。

　　在北京协和医院出具的病历簿上有如下记录：孙渤“在海湾战争时曾被伊拉克(军人)拘禁，战争停后，工作非常紧张，以后恶心、头晕、呕吐。当地医生认为是空气污染，以后经常胸闷、心慌回国后，“仍憋气、喘、发胖、头晕、记忆力差、急躁”。

　　孙渤告诉记者，他的症状主要有4个：一、不分时间地点地呕吐，10年来一直未断，每逢有事需预先吃药；二、呼吸困难；三、情绪不稳定；四、记忆力严重衰退。每次与人见面，先记录谈话要点，然后在谈时不停地翻看。所有这些症状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对孙渤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生育能力。2000年1月13日，北京“国家药物及代谢产物分析研究中心”出具了对孙渤的“精子碱性核蛋白检测报告”。这份由协和医院作为委托单位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孙渤“睾丸精子发生过程中精核蛋白取代组蛋白过程：受阻；精核蛋白：HP2，HP3减少；精子细胞分化：明显影响”。

　　孙渤于1994年结婚，爱人曾妊娠一次，后自然流产。在获知美国10万海湾战争大兵患有“海湾战争综合征”后，孙渤一直未敢生育。他说，尽管他已经37岁，尽管他和他的爱人都非常渴望有自己亲生的孩子，但眼前所陪伴他们的只有两只小猫。北京德高望重的老专家王绵之教授(曾给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看过病)一再叮嘱他：“万万不可生孩子，否则，不但自身难保，还要雪上加霜！”

　　尽管欧洲和北约官员对贫铀弹问题有正面的“说法”，但美国至今没有承认。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还在极力否认贫铀弹造成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像孙渤这样分散在其他国家的单个人的病况更是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孙渤引述说，美国之所以不承认贫铀弹的问题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顾虑：第一，一旦承认，势必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与不满，美国军方和政府担待不起；第二，美国有10万大兵患有这种病，一旦承认，则难以承受数额巨大的养护费用；第三，一旦承认贫铀弹问题，就必须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这就等于贫铀弹有了“解药”，如此，美国一大批生化武器将全部报废。

　　据悉，由于中国遭受此种伤害的人数特别少，而且中国并没有现成的病例。因此，对于病人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据记者了解，原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厨师李国林原是国家特一级厨师，出国前身体一切正常，从科威特紧急撤回后一直感到疲劳、腰痛。自己一直以为是感冒，1个月后再经检查时已是“肝癌晚期”(据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人士指出，“具体原因一直说不清楚”)。又9个月后，病逝。记者还获悉，中国还有其他与孙渤有一样遭遇的受害者。(转自《中国青年报》/作者：陈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