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徐志达 采访：邱四维

　　2000年1月，龙年春节前夕，在别人合家团圆的时候，徐志达带领14名中国民警启程，去了陌生的、仍未摆脱骚乱的国度--东帝汶。

　　2001年1月23日，中国传统的除夕夜，是徐志达他们留在东帝汶的最后一晚。我国派往东帝汶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维和民警68人齐聚一堂。第一批要走了，第三批刚到，辞旧迎新，难舍难分。包饺子、喝老酒、高唱《送战友》，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热泪。大年初一早上5点，徐志达他们离开东帝汶首都帝力，前往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年初二，乘飞机抵达悉尼，当晚乘上中国国航的航班，年初三终于回到北京。

　　元宵节的第二天，我有幸采访了徐志达。

　　徐志达：

　　1966年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警官大学；任职于公安部警卫局，少校军衔。2000年1月率14名中国民警赴东帝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民警参加维和，徐志达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维和民警是这样选拔和培训的

　　1998年，中国开始酝酿培训和派遣维和民警。1999年3月，公安部决定从六个省市进行初选，推选40名候选民警到公安部参加特别考试，选拔第一批学员。

　　维和警察的人员选拔条件相当苛刻，须得通过"五关"：第一是英语关，要求每个候选人的英语水平必须在非专业六级、专业四级以上，听、说能力俱佳；第二是政审关；第三是业务关；第四是形象关，对每个候选人的五官、身材、体态和仪表都有很高的要求；第五是年龄关，缺乏经验的年轻警察不适合，经验丰富但体力不够的大龄警察也不合格，最佳的人选是年富力强、有七年以上警龄的。

　　按照这一标准层层选拔，全国各地警察部门初选出了40名优秀警官参加考试。考试的标准按联合国要求，科目主要是英语、国际法和汽车驾驶，最后由专家进行心理稳定性测试。经综合测评，最后只录取了20人，成为中国首批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受训人员。

　　培训在解放军某学院进行，因为他们有军事维和的经验。培训科目除按联合国规定的课程外，还有一些军事观察员根据维和经验设立的课程。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这对中国民警来说，是个不小的问题。为了营造语言环境，学员从入校开始，无论是上课还是平时生活，一律都用英语，以强化英语听说能力。此外，熟练的驾驶技术是每个维和警察必备的技能。汽车驾驶训练有山地驾驶、越野驾驶、泥路水坑特殊条件下驾驶、单双边桥驾驶等。语言和驾驶两项基本功训练完成后，才是业务培训。

　　首先是生存训练，诸如在巡逻时发生意外如何处置，怎样才能脱险、求生等情况都要考虑到；其次是武器的识别，虽然维和人员都不配武器，但同样要熟练识别了解各种武器的性能、特点，以防不测；其三是学习掌握联合国工作的一些常识，维和警察常要与世界粮农组织、能源组织、卫生组织、难民署、红十字会等进行协调，怎么打交道，如何沟通都是必备的知识。

　　训练开始是在1999年5月，至7月结束。公安部领导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典礼上，我代表全体学员汇报："已按联合国要求完成训练项目，进入待命状态。"训练结束后，学员回各单位待命。同时，公安部外事局通过外交部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报了情况，由他们通知联合国维和部：中国有20个民警通过培训达到了联合国要求，随时可以派往任务区。同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根据我们的外交需要，考虑向几个任务区提出了申请派遣维和民警。但由于培训学员只有20个，各任务区申请的数量不是很大，所以向东帝汶只申请了五个。

　　前往东帝汶前，我们都写了遗嘱

　　1999年8月30日晚，我们突然接到联合国电报，要求我们申请派遣的五人于9月4日到达东帝汶任务区在澳大利亚的培训基地。因为时间仓促，其他民警还在各省待命，出于办手续等考虑，就从北京籍的民警中选拔了五人，由我带队去。其中一名是公安部机关搞通讯的，其他三名都是北京市局的。联合国要求在9月1日给予答复，于是当晚我们就起草文件，发出电报。

　　因为没有维和经验，办理手续和购置装备肯定来不及，我们向联合国申请延期到8日。联合国给的装备清单就有几十项，于是向公安部申请调运装备。装备分被装和装备两种。被装包括到热带去的床、睡袋、衣物等，装备包括使用的工具、设备、警具等。最后我们还是在三天内把装备紧急调运到位，把护照签证也拿到手。那段时间我们从没有在夜里12点前离开过办公室。

　　也是在8月30日这天，东帝汶全民公决结果出来：45万选民中，高达78.5%的选民投票支持独立。但在投票结果揭晓的前一晚，反对东帝汶独立的亲印尼民兵已经察觉到情势不利，于是掀起一场暴乱。9月3日联合国工作人员从东帝汶撤离到澳大利亚。在原定出发日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7日，我们接到联合国通知，任务推迟了。

　　联合国撤出东帝汶后，积极努力组织大规模的维和行动，需要各成员国继续增兵，也向中国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增兵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外交部协商，决定进一步增派民警，从五名增派到10名，再从10名增派到15名。这样，第一批总共派出15名。那时每天从互联网上收集到的有关东帝汶的消息都是血淋淋的，东帝汶的天空被黑烟遮蔽，民兵放火烧毁建筑物，还针对支持独立的人士发起死亡攻击，用枪挑着人头在街上走，大街上到处都有死尸。

　　东帝汶任务区的危险，对我们即将前往的每个人都是一种压力。我专门回了趟老家，把8岁的儿子交给兄弟，请兄弟帮我照顾好儿子。跟父母也只说去印尼附近的一个岛屿，为联合国工作一年。让我真正感到压力的是，一起参加培训的四个战友，有的刚结婚，有的孩子很小，我带他们出去，如果谁有个长短，没法向他们的亲人交待。我们每个人都写了遗嘱，这样如果以后发生不测，也好处理善后事宜。

　　后来任务推迟了，又进一步增派人员，因为这次维和特点发生变化，联合国要代行临时政府的职责，民警要负责执法，所以要求我们携带武器。10月，我们又被紧急召集起来，到武警学院练习射击。最后，根据多年使用武器的经验，我们决定带中国生产的五四式手枪去。12月底，我们接到任务，联合国要求我们在2000年1月13日到达任务区。这时我们无论从装备上还是培训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没想到中国民警的素质这么高！"

　　2000年1月13日，我们第一批十人从北京出发，(第二批五人25日从北京出发)，取道悉尼，于当地时间13日晚上9点到达联合国设在达尔文市的维和民警训练基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面临到达任务区的第一关：通过联合国的考试。因为中国民警是第一次参加维和考试，尽管准备很充分，还是有些紧张。在出发仪式上，公安部领导反复向我们交待：首次派出，要一炮打响，要不辱使命。

　　那天英语听力考的是一个案件题，分别由两个口音比较重的外国民警来读同一个案件，然后让回答十个问题，答对七个才算过关。由于口音较重，语言又是我们的弱项，所以大家都有些紧张。所幸在国内培训的基础扎实，全部都通过了考试。

　　联合国官员对我们的考试成绩比较满意，香港无线电视台跟踪我们采访的记者采访培训基地的官员时，他对我们的评价非常好："没想到中国民警的素质这么高！"毕竟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一举一动都很受瞩目，达尔文当地一家报纸也对我们进行了采访，标题很大："中国民警明日赴帝力"，还配发了一大幅照片。

　　1月19日，我们离开培训基地前往东帝汶。当时正是雨季，帝力机场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水坑。我们的行李被维和部队的铲车铲起来，"哗"地一下扔到地上。没想到机场的条件都这么艰苦。联合国维和总部在帝力市中心，从机场到那里的公路还可以，但战乱刚过，作为首都的帝力也四处都是烧毁的房屋，街上除了联合国的车辆外很少有别的车辆，行人也很少，没有店铺，偶尔在路边看见当地居民，面部表情也都非常呆滞。看着这些经过战乱的痛苦后麻木的面孔，我们的心里感觉真是凄凉。

　　到总部办完check in(登记)手续后，联合国民警的人事官员和我们说了几件事：第一，分配每人的工作去向。第二，每人食宿全部自理，联合国只负责发给大家津贴。现在你们暂时没有住的地方，可以先到奥林匹克吧(联合国租用的一艘船)上去住，但住在船上，每天一半的津贴将被扣走。如果想节省点钱，必须自己租房子。第三，明天来报到上班。讲完三点，人事官员走了。我们一听，都愣了，刚到这里，上哪儿租房子去？住船上，光住宿就扣掉一半津贴，还怎么吃饭？但当天没办法，只好住在船上。

　　第二天报到上班，我被安排在下午巡逻。在船上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律师，愿意租他家房子给我们，报到后我和另一个民警打车去租房子。出门就遇到两个帮派火并，看着当地人扛着大刀，还有打枪的，感觉还是比较危险。后来是分到监狱的同志在同事的帮助下租到了一套民房，我们在船上住了五天后就搬走了。

　　我们的生活：和罐头、烈日作伴

　　我们住的房子就和国内农村的平房一样，所谓的卫生间和厨房都是搭在外面简陋的棚子，住的地方也没有自来水，水要从水井里压。当地的水质经过化验有污染，不能饮用。联合国每天供应一瓶供饮用的矿泉水，洗澡洗衣只能用井里的水。当地治安比较乱，每天联合国的车接送我们上下班。

　　平时也没什么娱乐，在那里一年没看过电视。要看电视得自己弄卫星天线等接收设备。我们五个民警一起住。买菜是利用每月一天的休假，坐UN的免费飞机到达尔文买。由于没有保鲜条件，在达尔文采购的多是罐头，回来在当地买点蔬菜黄瓜吃。

　　刚到帝力时，整个帝力市只有一个华侨开的非常小的小卖铺，营业时都铁门紧锁，要买东西，敲门，店主看清来人不是坏人，才敢放进去。物价贵得不得了，一个小的烤面包机在国内也就几十块人民币，在那里要卖90美元，一根黄瓜也要卖一美元。经过战乱，没人种植粮食，许多当地人吃饭都靠联合国救济，所以蔬菜很少。

　　在东帝汶过了两个春节，也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一下餐，心里感觉不到任何春节的气氛--穿着背心满身流汗还过什么春节？！平时和国内联系不太方便，刚去时两个多月才能收到国内的信。当地只有帝力市能打手机。我们有两个同志被分配到欧库西飞地，(一块属于东帝汶，但三面被西帝汶包围、一面临海的地方)条件非常苦。因为飞地在动乱时受到的破坏最大，四面都被印尼包围着，后勤供给是个大问题。食品粮食都送不过去，商人重建的积极性也不高，没人到那里投资，他们刚去时根本没法通信，要住一个月才能回来休假。UN有卫星电话，但电话只能用于工作，我要与他们联系只有到联络中心给他们发一个很短的消息，能不能收到还难说。我们平时用煤油炉做饭，他们那里做饭只能用柴火，而且只有吃自己带去的罐头，还因为水土不服，拉肚子。通讯各方面都受孤立，联合国在那里的人也少，一共有20多个警察。他们在那里工作一个月后，回来看到他们体重降了很多，大家看了心里很不好受。但没办法，总要有人去干这工作。我曾经想过派人和他们换换，但他俩说：别人都坚持下去了，我们也坚持下去！我们在那里确实不好过，但别人来不也是一样受苦？而且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环境也熟悉了，别人来了还要重新适应环境，不是更苦吗？这样他们就在那里坚持工作了一年。

　　染上登革热，好几次我问自己会不会死

　　东帝汶的热带病，常常让人谈虎色变。当地比较厉害的两种疾病，一种是登革热，一种是疟疾。一位来自加纳的维和民警，就被疟疾夺去了生命。

　　东帝汶雨水多，蚊子多，染上疟疾的机会也多。我们每天晚饭后都要吃一片叫做Doxcig的预防疟疾的药片，尽管副作用比较大，但还是得吃。白天上班前，还要在身体暴露处涂上防蚊子叮咬的药水。尽管炎热，我们出去时尽量穿长衣长裤。

　　热带蚊虫很厉害，蛇和蝎子也多。我们不少人被蝎子咬过，幸运的是，都是毒性不太大的。来自上海的饶灏就遭了一劫。一天晚上，饶灏不知被什么虫子咬了一下脚踝，脚肿了起来，还突然发起了高烧，联合国卫生所的医生也不知所措。饶灏拿出了自带的云南白药敷在脚上，也无济于事。由于警官缺乏，饶灏硬挺着值夜班，一声没吭。不久，脚踝烂了，饶灏便脱去了军靴，穿双拖鞋执勤。就这样，脚踝烂了两个月才结疤。

　　登革热是热带的一种传染病，无药可治，大家都害怕得这种病。而我不到一个月就得了。一开始就是发烧，症状不明显。UN在当地有个临时建的卫生所，缺少必要的设备，医疗条件也差。我到卫生所看病，做血液测试不是疟疾，觉得可能是感冒，没事儿，开了些感冒药就走了。结果服了好几个剂量号称是全球最好的退烧药，烧都一直维持在40度左右退不下来。烧得每个关节每条肌肉都疼，像被撕裂了的感觉。连续高烧了一个星期，脸上和四肢都出现了紫色的斑，当时我心里已经知道可能是登革热了，但我没说，怕引起大家恐慌，后来同事一致认为我是登革热，就向国内作了汇报。国内很着急，部领导作了指示，马上回国治疗。当时我想：第一，我是队长，回国治疗会动摇军心；第二，反正这种病没有药治，回国无非营养好些，干脆不回去了。发高烧睡不着觉时，几次我问自己会不会死？一想到自己这么年轻，还有孩子在等着我，就说不能死，要挺住，一定要扛过去。

　　因为身体素质比较好，国内又通过外交手段积极为我创造治疗条件。后来又持续低烧一周后，病竟然就好了！还真扛过来了。

　　打这次生病后，我对危险不是特别恐惧了，我觉得无药可治的病都没死，以后就不容易死了。

　　工作：用实力、努力和魄力说话

　　刚到联合国工作，大家不了解中国民警素质如何，加上没有维和经验，所以都从基层巡逻干起。咱中国民警一般会外语的来自基层的不多，现在从基层做起，比较苦。但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对任务区比较熟悉了，语言关也克服了，工作起来逐渐得心应手，才能逐渐显露出来。我们有计算机通讯这方面的专家，联合国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逐渐换了工作。

　　我是在巡逻两个月后受命组建科摩罗分局并出任局长的。帝力市警察局分为三个分局，科摩罗分局占整个帝力市案件的60%，帝力市又占整个东帝汶案件的50%以上，所以我这里占整个东帝汶案件的30%。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块"硬骨头"。当时有几个职位可以选择，我想中国民警来时都在基层，如果显示不出实力来，对以后的派遣很不利，所以选了最硬的骨头啃。

　　当时房子都被烧了，到处一片废墟，组建时比较困难，光做人员、财务、装备等各方面的计划、报UN审批、由他们组织施工队施工就花了两个多月。第一期工程修好后，我们来自十多个国家的18个民警进驻开始工作。18个民警担负着打击整个东帝汶地区30%犯罪率的任务，困难可想而知，每天案子很多，有时夜里睡着觉就被叫起来出现场。后来随着人员逐渐到位，好一些。我走时有30多个民警，加上当地招募的警察，总共有四十五六个人。

　　刚建局时只有巡警没有刑侦队，所以打击犯罪非常困难。后来我申请建了一个刑侦队，把国内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经验应用到了这里。要求处理案件快，执法严。执法的力度加大了，特别是有了刑侦队之后，破案率、结案率都大大提高。

　　有几个大的案子印象比较深。我当巡警时碰到过一个大的案件：在联合国难民署附近一个村庄里两伙人打架，被打伤的人集结他的帮派扛着大刀回来，砍伤了很多村里人，还把村里的一个首领绑架了。当时警察局没抓人，只是把当地领导人拉到一起进行谈判，放了人质就算了。我被派到村里监视帮派，那些人扛着大刀就在警察面前耀武扬威。这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明显是刑事犯罪，是黑帮，怎么不用刑事手段来解决？我出任科摩罗分局局长后，这个村子正好在我管区内。因为知道以前的事，就派警察悄悄收集他们的情况。一天我正在办公，电台里又传来打架的消息。原来是两个家庭的孩子打架，一家就找了黑帮，把另一家砍伤了两个人，而且扬言如果报警就要把全家烧掉。我问清受害者是帮派干的，就马上立案了。我把团伙的名字、头儿的名字、工作的地方告诉了市局刑侦队，要刑侦队去抓人。刑侦队没找着那人，就把纸条扔在抽屉里没管。第三天，黑帮又卷土重来，把那家全部砸烂。我在电台里又听到呼救，局里其他人不在，我就一个人开车去了。到那一看，村边站着两个机场分局的民警，他们见我来了，说里面危险，别进去。原来他们路过此地时，案件正在发生。村里人看来了两个警察，不但没跑还拿着刀要砍他们，吓得他俩跑到门外来用电台呼救。我一听，气得够戗，踹门我就进去了。一看，人已经从后门跑掉了，地上全是血。我就开车追，当地的路很不好，开车很难追，就给他们跑掉了。

　　对这个事我很生气，本来这个案卷我做得很好，就等市局刑侦队去抓人了，结果他们没抓，案子就进一步发展了。我又写了份报告，措辞比较激烈，说他们已经威胁到帝力市两个警察了。帝力市局比较重视，当天派了两个警察来，让我们协助他们搞这个案子。这两个警察都是从大国来的，不大了解当地的情况，见面就说先找村长谈谈。我说，我认识村长，恐怕他帮不了什么大忙。他俩说，那不，你得尊重当地的领导人。得，我们就去见村长。村长说，没问题，明天早上我把他们都带到村公所，你们来带人就行了。两侦察员很高兴--这不挺容易嘛！我知道说别的也没用，只好说，行，明天我跟你们一起来带人。侦察员走后，我就开始查黑帮的头儿在哪儿。

　　第二天，我和侦察员到村公所，等半天不见村长，只来了个村长助理，说昨天晚上村长找那些人去了，那些人都跑了，村长今天去埃留找游击队了，找他们来逮捕这些人。我一听就知道在瞎说，只有先稳住他。我说，好吧，村长回来你跟他说，我们下午3点再来。

　　两个侦察员很沮丧。我就把报案人和巡逻队都召到一起，到工地上找那小子。结果他没在。当地人多年来受外国人统治，形成一种强烈的观点，不给任何外国人报信，一听说我们要他们带路，大家都干活去了，没人理我们。

　　后来我给老板做工作，说这人昨天没参加打架，警察找他是让他把情况说清楚，要不每天找他，他没法儿上班，日子也不好过。老板就带我们去了。到他家一看，号称去找民兵的村长正在他家门口坐着呢！我在门口一听，里面有人在洗澡，就马上要队员把房子包围起来，"一个也不能跑！"说完之后，队员都瞪着眼看我--我一着急，用的是中文！

　　围起来后，就问村长：埃留离这儿很远嘛，你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村长不好意思了。后来从屋子里抓了两个要犯，被关到监狱里了。从此这个团伙就平息了。

　　中国维和民警"一炮打响"

　　当巡警时我曾经一个人平定过一个骚乱。那次是红十字医院保安为了增加工资，罢了工，还带着武器把医院整个都封了。接到报警我们只知道医院发生问题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我就和另一个民警开车去了。到那里一看，医院门口站着四五个汉子，个个都拿着武器拿着刀，那个民警就直哆嗦不敢下车了。问我要不要回去多叫点儿人？我说，叫什么人？叫咱们来就得进屋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儿。他说，不行我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我说，行了，你就在车上呆着吧，说完就一人进去了。找到保安的头儿，他提出要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又找到医院的头儿，医院不同意他们的条件，而且医院说如果现在答应了，保不齐他们以后什么时候又会这样武力威胁，医院就没法开了。双方谈不到一起。

　　后来，我把保安叫过来，说，现在给你10分钟出去先把人撤走了，把医院大门打开，让病人正常看病，否则马上调人来把你们都抓起来。保安说，病人进可以，但医院的管理人员不能走，尤其是医院的行政主管不能走。他跑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他不会跑的，他是联合国的人他怎么跑？我又回头找医院的头儿做工作。最后把双方拉到谈判桌上，达成了折中协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当地，由劳资双方引起的暴乱骚乱很多，我成功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市局对此比较赞赏，所以两个月时我已经有点名气。后来我出任科摩罗分局局长后，我那里也没有因为纠纷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骚乱。

　　由于在分局干得不错，有很多升入更高职位的机会。后来由于条件改善，有的办公室有空调了，我那里一直没有空调，帝力那么热，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工作肯定很舒服，但我一直就想，我们第一批派出的民警不多，要想增加影响，坐在办公室里不接触群众，人家东帝汶人怎么知道你在维和呀！坐在办公室里，是显示不出作为一线警察的高素质的。我做了近十个月局长，吃了不少苦，但觉得工作有意义。

　　在UN，从民警总监到普通巡警，拿的是同样津贴。UN的晋职机制比较公开公平。有空缺职位就贴出来，每个人都可以申请。我们第一批15位民警，不是所有的都有晋职，但所有的都干得不错。在UN职务并不代表业绩。我们有个侦察员，一去就很快被任命为队长。后来因为他是搞侦察的，愿意和国际同行多交流交流，主动要求调到又苦又累的侦察队，他工作非常出色，多次受表彰，后来在重组时，我曾考虑调他过来，给他任职，但帝力总局一直不放他，觉得他干得太好了。我也多次说，我们不一定都要去争取职务，只要每个人把本职工作做好，得到其他国家民警的认同和尊敬就达到目的了。

　　因为出发时部领导反复说，要一炮打响，为以后派出做准备，所以无论对自己还是队员，我要求都很严。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派出，第一次形成印象后，很难改变。正因为第一批干得比较好，条件也成熟了，我们就到UN总部向主管人事的官员提出增派人员的愿望。后来通过国内的努力，我们又派了40个民警。那边说，像我们第二次增派这么大规模的很少，但由于我们第一批干得比较出色，中国民警在任务区比较受欢迎。(转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