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赵阶琦

　　1982年日本曾发生过教科书问题。其情景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然而，20年后的今天，日本又发生教科书问题。日本媒体报道，去年4月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接受教科书出版社的申请，着手审定2002年开始使用的、包括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初中社会学科教科书(每4年审定一次，使用4年)。在各有关出版社送审的教科书中再次出现美化侵略历史、掩盖战争罪行、为其侵略战争翻案的问题。去年9月此事披露以来，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有的日本报纸指责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幅度倒退”。韩国等媒体纷纷谴责日本“歪曲历史的势力重新抬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和韩国外交当局也相应表态。

　　此次的教科书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的7家初中教科书出版社在有关日本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上大幅度倒退；二是一个名为“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右翼组织抛出了一部“新历史教科书”，大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为侵略历史翻案。前者，在7家出版社的现行教科书中均有肯定日本进行侵略的叙述。例如提到“近代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等等。然而，在现在的送审本中，除一家保留“侵略中国”、“15年侵略战争的开始”等两处外，其余6家均将“侵略”二字删除。有的将“侵略”改为中性字眼“进出”，有的改为其他说法。对现行教科书中“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和“三光作战”等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记述也大部删除，或进行了淡化处理。至于后者，则更是一部问题百出的教科书。这个组织编撰该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皇国史观”，力图向青少年灌输“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思想。对日本侵略及战争罪行更是极尽美化、掩饰之能事。书中鼓吹“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打破“A(美国)B (英国)C(中国)D(荷兰)包围圈”而“不得已进行”的“自存自卫战争”，是所谓“解放亚洲的战争”。说日军登陆东南亚初期的“大胜利”是“得到挣扎于白人数百年殖民统治下人们的合作才取得的”，“为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的人们带来对独立的向往和勇气”。有关对我国的侵略称，“七七事变”是当晚“有人向演习中的日军开枪”引起的，暗示是中方挑起的。关于“九一八事变”说是由“日本陆军的下属部队关东军发动的”，“与日本政府的方针毫无关系”。当时日本对“满州国的目标是使之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实行现代化法治国家”，“满州国经济在建设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口号下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改善”。关于日本吞并朝鲜则称，那“是本着当时的国际关系原则合法进行的”，“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该书全然不提日本的战争罪行，对南京大屠杀也以春秋笔法予以否定。书中类似的问题很多，难以枚举。

　　在日本，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自50年代以来曾数起数落。众所周知，战前日本使用“国定”教科书，按照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军国主义侵略卖命的“军国少年”和“军国少女”。日本投降后美国作为当时占领的重要措施之一，使日本废除了“国定”教科书和“教育敕语”，代之以《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从此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改为由民间出版社编写、文部省审定的办法出版发行。早期的教科书，出于对过去的反省，均能较客观地记述日本的侵略及其战争罪行，文部省的审定也较为宽松。这种情况大约持续10年。1954年战前曾任文部大臣的鸠山一郎出任首相。在其任内发动第一次攻击和强令修改教科书的高潮。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发表宣传材料，攻击中小学教科书是“马列主义的和平教科书”，搞“偏向教育”。接着，文部省加强了对教科书的审定工作。这次审定的结果，判定80%以上的教科书“不合格”。在此后20多年里，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提及日本的对外侵略及其战争罪行严加限制。为此，有的日本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作“教科书的冬天”。60年代后期，家永三郎教授对文部省强令其修改他编写的高中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极其罪行的记述提出法律诉讼。1970年法院二审裁定文部省的审定违宪、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此后10年里，教科书中又逐渐恢复了对日本侵略及其战争罪行的客观记述。然而，此种动向再次为统治阶层所不容。于是，80年代初又掀起了第二次攻击和强令修改教科书的高潮。在自民党有关领导机构主导下，经过财界团体外围组织和少数右翼组织大规模宣传造势之后，1982年文部省再次大动斧钺，包括高中社会学科(历史、政治、经济等)在内，强令各出版社修改达600处之多。与50年代不同。此次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各国政府和舆论纷纷发表谈话和评论表示抗议和谴责。在内外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发表“政府见解”，表示要“作为政府的责任予以纠正”。

　　此次的高潮开始于1996年。这年夏天，一个名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首先发难，攻击记述“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等日本战争罪行的教科书是“反日的、自虐的、黑暗的”，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随后，10余个攻击教科书的全国和地方右翼组织应“运”而生。它们同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部分右翼议员相互勾结，彼此配合，又是出书，又是讲演，又是请愿，又是提出法律诉讼，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要求修改教科书的“国民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得到自民党和财界部分人的支持，一些大企业捐赠了大量活动经费。在这种背景下，由“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要骨干等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有恃无恐地抛出了前述那本成问题的教科书。另据报导，在这次修改教科书运动中，文部省对原来的教科书出版社也改变过去事后审定责令其修改的做法，改为事前施加压力，要出版社在教科书送审前“自主”修改或删除有关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从而出现了前述送审本中有关日本侵略和战争罪行表述的倒退。

　　从以上情况看，自50年代以来，每当中小学教科书比较全面地记述日本对外侵略及其所犯罪行时，在日本就会发生一次攻击教科书并强令出版社修改的运动。而且其规模和声势一次比一次大，不仅有右翼组织打头阵，文部省出面，还有自民党和财界部分势力推动和撑腰。这些政治势力究竟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拿中小学教科书开刀，其用意何在，值得深思。

　　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过去那段日本侵略历史和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子孙后代的问题。或者如一名攻击现行教科书最为激烈的右翼学者所说，是“如何重新塑造现在的日本人”的问题。目前在日本基本上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肯定日本侵略和犯有战争罪行的历史观，在日本称“太平洋战争史观”、“占领史观”或“东京裁判史观”。在日本有人认为，现行教科书大都是按这种历史观编写的。另一种是否认日本侵略、称“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的“大东亚战争史观”。在前述那些政治势力看来，东京裁判是胜者对败者的不公正裁判，“东京裁判史观”“割断”了日本历史，使日本怀有“战争犯罪意识”，导致日本人萎靡不振，人心涣散，强调日本要“创建新历史学”，“摆脱占领史观，彻底扫除思想混乱”(自民党1968年“运动方针”)。这里所说的“新历史学”实际上就是“大东亚战争史观”。1993年日本成立了一个包括自民党头面人物在内的105名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据称，该委员会经过两年活动后得出4个主要结论：(1)“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2)“南京事件”、“随军慰安妇”是“捏造”的，日本不存在战争犯罪；(3)教科书凭空记述日本侵略和“加害行为”有必要进行新的“教科书斗争”；(4)为使前述1、2项那样的历史认识成为国民的共识和常识，有必要开展“国民运动”。这里清楚地表明，所谓教科书问题，实际上就是日本有人要“进行新的教科书斗争”，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大东亚战争史观”。

　　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对青少年进行什么教育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前途。试想，如果用这种“大东亚战争史观”“武装”了青少年的头脑，会把日本引向何方不是不言而喻吗！

　　(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