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　　译

　　这五则寓言选自卡尔维诺的寓言集《黑暗中的数字》，是他年轻时候的作品，从未在国内发表过，卡尔维诺称它们为“小故事＂。他在1943年偶尔写在一张纸上的随想大概可以解释他写这些寓言的动机：“当一个人感到压抑时，他写寓言；当一个人不能清晰地表述思想时，他写寓言，且藉寓言以表达。这些小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在法西斯的死亡阵痛里，经历的政治和社会命运。”

　　卡尔维诺(1923—1985)出生于古巴，在意大利长大，十几岁就拿起笔开始写寓言、诗歌和戏剧。舞台和电影院是他最初的家园。有一天，他给朋友斯卡法里的信中说：“我转而写小说了。＂从那天开始，他一发不可收地写下了《蜂巢小径》、《树上的男爵》、《困难的爱》、《阿当，一个下午》、《马科尔瓦多》、《寒冬夜行人》、《隐形的城市》、《帕洛马先生》、《守门人和其他》等，成为意大利当代最富特色的作家，其每一部作品都呈现不同面貌，尤其是幻想小说和神话寓言，想象力极丰富，令人惊讶。1988年英国韦伯列德文学奖得主罗什第说：“当意大利爆炸，当英国焚烧，当世界末日来临，我想不出有比卡尔维诺更好的作家在身边。”这是对卡尔维诺至高无上的赞誉。

黑羊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家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家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该国政府也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国定居。到了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出门去偷，而是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有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该国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干地过日子，可他没有理由妨碍别人干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个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这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总之是他的行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却不从别人家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

　　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相互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良心

　　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

　　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谁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逮住阿尔伯托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打恰好在那里的人。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与阿尔伯托没有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干下去。”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

　　吕基闷闷不乐。尽管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

　　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仍闷闷不乐。“如果我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他感觉很糟。

　　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银的，金的，各种各样的。

　　吕基想：“今天干掉一点，明天干掉一点，他们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

　　但是就在吕基找到阿尔伯托之前，敌人投降了。他感觉糟透了，自己干掉了那么多的人，却毫无意义。现在，因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去敌国到处转悠，把奖章分给那些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转悠的时候，他就遇上了阿尔伯托。

　　“好，”他说，“迟来总比不来好。”他就把他干掉了。

　　那样他就被捕了。他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

做起来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部分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游戏了。

呼喊特丽莎的人

　　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喊了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喊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喊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喊。”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第一个人数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特丽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20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可真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喊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发“丽”音时高而长，发“莎”音时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能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人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似的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喊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喊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

　　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喊：“特———丽———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

敌人眼睛

　　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烦扰他。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儿，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见。

　　他猛地回过头去：临近的几条街上人倒是不少，可他所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周围几乎没人。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决心继续走，继续他刚才的思路。

　　那是个秋天的早晨，有一点儿阳光；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却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地逼近他。

　　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他便朝一条较繁忙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转身回头看，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经过，一个女人穿过马路，他仍然看不出周围的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时也在转过头去。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彼得罗想：“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也许我不是惟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恼的人。也许是因为天气，这日子，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因为心里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羞恼般地甩着手，几乎碰到了脸；眉头皱成一团，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罗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在电车站，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似乎要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

　　在电车上，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并且发了脾气。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紧紧地抓住栏杆，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

　　彼得罗认出了他的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来，没看见彼得罗，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用一个手指甲抠着脸。

　　“考拉多！”他冲着他头上叫了一声。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没看见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紧张。”彼得罗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他说：“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

　　“谁不是呢？”考拉多说，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微笑让人愿意听他讲述，并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彼得罗说：“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可我记不得了。冷冷的眼睛，敌意的……”

　　“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过，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

　　“是……那眼睛像……”

　　“像是德国人的？”考拉多问。

　　“对对，像是德国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显了。”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比如这条新闻……”他指着标题：凯瑟林被特赦……SS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

　　“哦，那么……你认为那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凯瑟林和S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一年，甚至两年。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那眼睛，”考拉多说，“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他们是过去的敌人，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盯人的方式……我们是记得的，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

　　在过去，彼得罗和考拉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而且他们，一如从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门照例地嘎嘎响，碎石子在他的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

　　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他现在走在什么地方？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房子里的灯亮着，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上，绿帽子，眼镜，他此刻正盯着，盯着他，彼得罗。

　　他打开门。“是你！”传来他母亲的声音。“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彼得罗说。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母亲说，“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条新闻……那些将军又接管了……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你也是！”彼得罗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然后他笑了起来，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

　　但是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彼得罗，是不是要打仗了？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这个，”彼得罗想，“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

　　吃过晚饭，彼得罗出门，外面下着雨。

　　“彼得罗？”他的母亲问。

　　“什么事？”

　　“这种天气还出门？”

　　“怎么啦？”

　　“没什么……别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妈妈。”

　　“好吧……再见……”

　　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门的叮当声。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德国在遥远的地方，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头。那儿可能也下着雨。凯瑟林驱车经过，他的车溅起了泥浆；把她儿子带走的SS正要去重整旗鼓，穿着闪亮的黑雨衣，他们老兵的雨衣。当然，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样明天也不必担心；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即使在战争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

　　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