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郑天玮在演艺圈里不是一个大红大紫的人，但是在喜欢话剧的这圈人群中，都知道她。大家知道她有好几条原因，比如她是个好演员，在人艺近二十年的戏单里都能找到她的名字；又如，她爱写诗，还被评为‘十佳女诗人’等等。但是最叫人吃惊的是，这个女孩还是个编剧，编了一个说老北京里最老的行当之一——古玩行的话剧《古玩》。最近她又在新版的《日出》里出演陈白露。为此，《北京晨报》的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我是演曹禺戏最多的女演员

　　记：你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多少年了？

　　郑：二十年了。人都这么叫我——人艺的老演员郑天玮，又一想我才三十多岁，怎么会是老演员？可我演戏都二十年了。

　　记：你演过多少出戏了？

　　郑：挺多的，可能得有十几出吧。

　　记：有这么多？

　　郑：我是从跑龙套开始，哪能一上来就让你演主角呀！比较重要的角色先是《家》里面演鸣凤，然后是《北京人》里演瑞珍，《雷雨》里演四凤、《蜕变》里的孔太太，现在又演《日出》里的陈白露。我算是我们剧院里演曹禺的戏最多的女演员，曹禺的几部重头戏里我就差《原野》还没演过。我们剧院里的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就吃“曹禺”这碗饭吧，人家傍大款，你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傍”法吧。

　　记：你从一个演员后来写了《古玩》成了一个编剧，现在又回到舞台上，演《日出》里的陈白露，这期间你是怎么打算的？

　　郑：我们剧院里各个部门划分的特别清楚，到年底评级、分奖金、分房子，牵扯一堆事呢！作为演员，一年里就有好多的演出任务等着演，没时间干别的。所以，我在写完《古玩》之后，就正式从演员队调到创作组去了，那时候别人管我叫业余编剧，现在好不容易进创作组也有几年了，又回来演戏，又成业余演员了。干了二十年，结果什么都成业余的了。

　　记：当初和你一届进人艺学员班的女演员宋丹丹、王姬等都挺早就成名了。

　　郑：对，但她们都不是因为干舞台剧出的名，王姬是因为最早的《家庭百秒十问》，宋丹丹是演电视剧。干舞台剧很难大红大紫。

　　记：你是什么时候比较有名气的？

　　郑：1989年演完《雷雨》。

　　我自己的生活特简单

　　记：你是哪年结婚的？

　　郑：1986年，我大约二十四五岁的时候。

　　记：过了几年？

　　郑：四年。

　　记：为什么离婚？

　　郑：彼此都觉得不太合适对方。其实我们互相都是比较负责任的，当初觉得好，就很自然地结婚了，不合适就离了。不像有的夫妻那样，尽管不好，也互相在一起吊着凑合。我们之间没有特别复杂的事情。

　　记：后来再没结婚？

　　郑：没有。咱们更多的说说工作上的事情，因为我这方面的事情特别简单。

　　记：你是个名人，你工作上的事情，大家基本都看得见。大家关心的可能更是生活中的你，而且你现在也在做编剧的工作，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你也可以和大家说说你的见解。

　　郑：其实并不是我有意回避，现在我的生活特别简单，从离婚以后，我基本是忙于排戏和写东西，就没时间想别的，就跟嫁给人艺似的。记：那你这种生活也太枯燥了吧。

　　郑：在观众眼里，可能会觉得我挺浪漫的，又是演员又是编剧，以前还是个女诗人，1990年我还拿过十大女诗人奖。但其实我的生活特别枯燥，特别没劲。我也不喜欢出去玩，没事的时候就老在家呆着，喜欢安静，不喜欢热闹。

　　记：那舞台上是怎么产生激情的呢？

　　郑：所以有人看我演戏就说：“她是成天在家憋的，跑舞台上撒欢来了。”你看吧，凡是在舞台上使不上劲的那个，就是在台下玩的太累了，我是在家闲的，没地方释放精力，要不在舞台上释放出来，就容易出事了。

　　记：你没和你的爸妈住在一起？

　　郑：没有，我一个人(住)。

　　记：自己做饭？

　　郑：我喜欢做饭，我还能做得特别好。

　　记：每天自己做两顿，吃两顿，烦不烦？

　　郑：我做三顿，吃三顿。我每天又炒菜、又做汤又拌凉菜，包饺子、烙馅饼。我妈都说我一个人的生活比一家子还有滋有味。我们剧院里的人都特别爱吃我做的饭。我每天睡觉的时间也都保持在10个小时左右，睡不够我就满嘴说胡话。我今天就没睡够。

　

　舞台就是我的命，我要全方位地占有它

　　记：你一个人生活会不会挺寂寞的？

　　郑：也没有，其实在人艺工作挺幸福的。首先是工作条件特别好，人艺那么大的排练厅，在国外都不多见，在国内也更是少有的。对一个搞艺术创作的人，我觉得首先是一种状态，在这样一个好的地方，应该能出好东西。

　　记：是不是在人艺工作，有种荣誉感？

　　郑：如果弄出的东西净是破烂儿，你就会有白活了的感觉。除了人艺本身具备好的设施，还有很多好演员，和这么多的好演员合作，工作就变成一种享受了。我特别爱站在侧幕看每幕之间舞台上的换景，舞美队的那帮人干活特干练。我觉得人在特别投入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种美。我对舞台真是有种依恋，我认为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比起舞台都很没意思。就像你刚才让我谈我自己的私生活，我觉得特无聊，舞台就是我的命。

　　记：那你干吗写剧本，接着演戏多好？

　　郑：这也是我对舞台有一种不能节制的欲望，我希望全方位的占有舞台，我想看看观众看我写的戏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记：你做演员在谢幕的时候听到观众的掌声，和看自己写的戏别人演出来，得到观众掌声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郑：太不一样了。我演戏的时候，也希望台下坐好多观众，能听见好多掌声。像昨天晚上《日出》谢幕时，我站在舞台正中间，观众十多分钟的掌声，哥儿们心里也舒服着呢。看《古玩》就不一样了，我每天都到剧场，在二楼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站着，那时看戏的心情比演戏的心情还要激动。除了激动以外，还提心吊胆的，就像送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似的，还得爬门缝儿看看，儿子是不是和别的小朋友打起来了，老师是不是又说他了之类的，一看见剧场里有空着的座位，心就提起来了，赶紧就问售票处是不是票卖的不好。不过，我得承认我是被惯坏了，我写的《古玩》连加坐都坐了人。我也不能肯定再弄一个戏，就能像《古玩》一样爆满。

　　记：《古玩》写了多长时间？

　　郑：整整两年，特别有戏剧性。1995年的4月1日，我和剧院领导谈了我想写这样一个戏的想法，于是就推掉了要演的几个戏，开始动笔。1997年的4月1日，剧本通过，《古玩》剧组正式建组。整整两年，这种事情，绝不是人为能安排好的，而且4月1日正好是愚人节。

　　记：倒腾古玩离你的生活太远了，写起来很难吧？

　　郑：写剧本有一个阶段就不会弄了，属于背水一战的状态。我觉得说爱国主义教育，其实还是应该给学生讲讲咱们老祖宗特别灿烂的一面，因为写文物界的事情，我当时读了很多的史料，我也不是很迷恋过去，但了解了这些历史，增强了一种自信。人的潜力是巨大的，活着就是靠着勇气，要勇敢。人在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像一个战士，战士不只是战场上才有。

　　记：那你勇敢吗？

　　郑：我觉得我挺勇敢的。

　　记：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你就没有勇气再面对，能叫勇敢吗？

　　郑：(极力反驳)那不是，我不是不敢面对婚姻，我觉得我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记：结婚、组成家庭，是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继承的人类最本质的生活状况，你为什么就不愿意选择？

　　郑：那不一定，我只是现在还没结婚，不一定永远这样。这事得自然而然地来，不能硬拉。我记得人们在纪念海明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说我有勇气面对我真正的现实，做出选择。

　　记：你又编又演，应该对人各种最基本情感都有体验，而你好像在这方面缺课，所以表现在你写的戏《古玩》里就缺少人细微的情感。

　　郑：我就成心没写，因为在古玩行里不沾女人，把第三幕搬到妓院也纯粹出于为了让戏好看。我开始拉的大纲，是没有一个女演员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女的干这个。

　　记：那你其它的戏呢？

　　郑：我觉得不是非得自己干了，才有体验，这说了无数次了，不是非得杀人，才能体会到杀人，需要各方面的积累。比如不是天天谈恋爱的人才会有激情，可能恰恰相反。《无常女吊》写的就是你们要看的男女方面的——一对阴间的夫妻。

　　记：你不觉得你的生活中少了些什么吗？

　　郑：因为我每天都很忙，现在还来不及体验那个(恋爱)。我为了写一部《男博士女博士》，在大学里体验生活，除了学校就是剧院来回跑了好几个月了。在这之前，我还写了一个歌剧《上海犹太人》。

　　记：怎么想起写歌剧？

　　郑：歌剧是舞台的最高境界，它可以调动舞台上所有能够调动的东西，大集团军作战。这个歌剧写的1938年，犹太人四处逃，没地方敢接收他们，最后，上海收留了他们，而当时上海还被日军占领。所以我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像一个怀了孕的女人还要跳到冰水里去救人。”

　　记：那你现在等于是大剧场、小剧场的话剧、歌剧都弄齐了，还有什么打算？没想自己给自己攒一个戏，又编又演。

　　郑：那不会，因为我对一个东西的激情只有一次。一次就都耗尽了。编过一次，再导或再演，我就烦了，不愿意炒冷饭。

　　记：你自己编的，再导或演，肯定是贯彻你最初的初衷，也算不上第二次。

　　郑：不，如果是我编的，请了另一个导演，他有他的想法，弄出来以后可能是你原来连想都想不到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特棒。导演、演员都赋予了新的东西。

　　记：会不会因为和你的初衷不一样而失望呢？

　　郑：我永远都希望看到新的东西，我不喜欢很熟悉的东西。这也是我这次答应任鸣演《日出》的原因，任鸣说了我一天，他提出要有新的演法，是这个东西把我说服了。我开始不演的理由是现在我已经当编剧了，而且正在写的剧本干到一半，我特不愿意干一件事这口气断了，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就跟谈恋爱似的，我就不喜欢听什么破镜重圆，破镜重圆也有缝，肯定不可能是完美无缺，而我就追求完美无缺。我的激情就只有一次，有人劝我把《古玩》改成电视剧，我不，谁爱改谁改，我对它已经没激情了。

　　记：那你还对什么感兴趣？

　　郑：暂时对别的都不感兴趣。

　　记：编剧写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

　　郑：首先得混进他们那个圈子里，比如写《古玩》的时候，古玩行里的人特别不愿让他们那点事让别人都知道，这就需要让别人对你产生信任感。

　　记：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古玩》看一遍也就够了。

　　郑：那是你，还有看三四遍的呢！我们照样演一百场！我也说句不好听的(笑)。

　　记：这跟人艺的宣传有关系，人都觉得这么漂亮的才女写的戏，得看一眼。

　　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人家一听《古玩》这名字，就会觉得是一出大戏、老戏，所以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男的写的，可能又想是老头写的，绝不认可一个丫头能写的了的，一听说又是年轻的女的写的，先就对你没有信任。

　　记：你有没有拿《古玩》和《天下第一楼》做过比较？

　　郑：没有比较过，因为我们剧院希望每一个写老北京的戏都有不同的样式。这点林兆华也很赞同，比如新版的《茶馆》也还是有些变化，这样才能一点点往前走。所以我说人是需要勇敢的，我第一次写《古玩》就是四幕的大戏，就是不要像《天下第一楼》那样沿着一个故事写，古玩行里随便找出一件事就能写成一部大戏，但我和《古玩》的导演林兆华都不想要那样的东西，它在结构上都是很新的。人艺的演出必须要求场次，什么玩艺术、搞实验，这本来就是一个艺术的地方，艺术就不用谈了，能演出一百场就是标准。所以演《古玩》的时候，包括林兆华和所有演员都捏着一把汗。

　

　生活要有计划，活着不后悔

　　记：我看你一说戏就没完没了的。

　　郑：真是这样，我周围的朋友有时也都问我：郑天玮，你还会说点别的吗？

　　记：那你觉得你这种状态能保持多少年？

　　郑：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人在每一个时期都特别专注地干一件事，然后在另外几年再专注另一件事，那你说这一辈子多棒呀！

　　记：那你在舞台上已经二十年了，下个二十年准备做什么？

　　郑：那谁知道呀。

　　记：那没准儿等你想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没那个力气了。

　　郑：那不一定，我准备八十到一百岁的时候去养花。我特别喜欢种花种菜，要是把花都种死了，肯定再蹲在旁边哭一场，我觉得特好玩。现在盆里栽的芦荟都让我养死了，老忘了浇水。

　　记：现在你的心没在这儿，都在陈白露那呢。

　　郑：这次人家开始都觉得我演陈白露不合适，看了以后都说没想到。

　　记：你最喜欢演过的哪个角色？

　　郑：说不上喜欢哪一个，其实我更喜欢我的工作，跟舞台有瘾。就是演特小的一个角色，我都想演出彩儿来。我最开始演《茶馆》里扶着老太监的小太监，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是一小龙套，就那样我也琢磨出一花活来。小太监要给老太监往桌上铺一块手绢，放上鼻烟壶、眼镜。我在家练了一个多月的铺手绢，最后楞是把手绢捏着两个角，放在袖子里，等老太监一要落座，往出“啪”一抖，手绢特别平的一下子就铺在桌上了，另外一只手利落地放上鼻烟壶和眼镜，特溜索，观众看到这儿就给掌声。其他人都说郑天玮能把这演的让观众鼓掌，太邪门了。包括我演《推销员之死》、《巴黎人》都是一句台词没有，都能把观众逗乐。我就是属于干这种活就觉得特有意思，什么角色都行。我要喜欢什么，就要干的淋漓尽致，别的都不管。

　　记：目前还有什么计划吗？

　　郑：人活着一定要有个计划，不能没计划、乱七八糟地凑和，我有一个理论：现在要是告诉我还有一分钟就死，哥儿们一想没什么后悔的事儿了，这就值了。把喜欢干的事都干了，想买的东西都买了，我就不后悔了，就挺幸福的。(转自《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