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文友自南方来，光临舍下，品茗小聚。闲聊中谈起杨绛新译的《斐多》(辽宁人民版)。我正要问他读后感，他倒先向我发问。

　　客：杨先生的《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还有在欧洲具有深远影响的写泼皮流浪汉的鼻祖文学——《小癞子》……这些在读者中和翻译界，都享有广泛的盛誉，台湾也出版了她的译作。可让我惊奇的是，老太太怎么翻译起希腊哲学来了？杨老已经九十岁了吧？

　　主：九十大寿已经悄悄度过。

　　客：她为什么在九旬之际，想到翻译柏拉图的这本“通俗的天书”？

　　主：怎么叫“通俗的天书”？

　　客：我们几个搞英语的青年朋友都找到原译文对照着看了。杨先生不愧是老将！译文确实老到流畅，像舞台上的戏剧台词，连人物的嘀咕、动作，辩论中高潮起伏，全都活灵活现；丝毫没有看哲学著作那种深奥艰涩之感。不瞒您说，书虽然只有六万字，字字句句全看得懂，但对整个书的理解，我是处于似懂非懂之间……

　　主：我看头一遍时，与您有同感。文字全明白，含义搞不清。一位诗人兼杂文家对我说：“这本书，不能歪着躺着看；必须熏香沐浴，正襟危坐地细看。”

　　斐多是崇敬苏格拉底的青年当中的一个。亲眼看到他景仰的老师是如何赴死的。在我国古代，对于生死问题，孔子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未知生，焉知死”？用今天的话说，生的道理，我还没闹明白，怎么可能懂得死呢？苏格拉底比孔子大概晚八十二年吧？我国在殷周时，就产生了崇拜天帝的宗教。孔子信仰中国原始的天命观：天是人世间的主宰和人格神。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他“畏天命”。但他并不迷信周时的卜筮。他对鬼神也是敬而远之。可苏格拉底却笃信灵魂不生、不死、不灭。

　　客：我觉得中西宗教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差异。西方人信仰上帝，中国人则信天命。我倒觉得《斐多》中，齐贝说的更接近一般人的想法：人一死，灵魂也就消灭了(《斐多》第22页)。我国俗谚也说：“人死如灯灭，丢官如花谢”；“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都是天命观的通俗化。再看《资治通鉴》每写到重大自然灾害，就说这是“天意示警”。

　　主：齐贝的疑问，代表了许多读者和古代素朴唯物论者的观点。您刚才说，中希两大古国，宗教传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希腊哲学的温床是希腊神话。正如中国哲学与原始宗教天命卜筮有血缘关系一样。《周易》就是一部以卜筮为形式的古老的哲学著作。我国汉字“灵”从巫(楚人祭祀的舞蹈者)，“魂”从鬼。卜筮是迷信，后来发展为宗教。许多民族的古老哲学，几乎都是从原始宗教脱胎而来。《易》学史上，历来分为两大派。义理学派以孔子为代表，认为《易》是赅括天下之道的书；象数学派则认为它是卜卦算命的书。

　　希腊最盛行的通俗宗教广泛吸收了赫西奥德的《神谱》以及荷马史诗。这种宗教不能一概斥之为迷信或偶象崇拜。它实质上代表了当时希腊人对自然力量的某种模糊认识和猜测。神话不过是一种天真想象的形式而已。所以马克思对希腊神话永恒的魅力，采取了赞扬的态度。希腊神话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奥菲斯是个大歌唱家，他的歌声能使山林岩石为之移动，野兽也为之驯服。奥菲斯创立了奥菲斯教。这个教最崇拜的是宙斯(天神)和塞美勒(大地女神)的儿子——收获之神，即酒神。酒神受到希腊人狂热的崇拜。另外奥菲斯的神话中讲到宙斯和泰坦(罪恶之神)斗法中，用灰烬创造了人。这个希腊人的祖先，既有泰坦的灰烬糟粕，又有酒神的精神实体。所以，人，生来就是不完美的(原罪说之源)，泰坦化作人的肉体、欲望、感官等等部分，酒神则是人的灵魂。而人的肉体是灵魂的囚笼或坟墓，只有通过净化灵魂才能在轮回转世中变得纯洁，从而得到解脱。

　　公元前六世纪奥菲斯教在雅典流行(欧里庇得斯的诗剧中有所反映)，奥菲斯教对希腊哲学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渊源之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奥菲斯教教义中，吸收了灵魂轮回不朽的观点是很自然的。

　　关于灵魂不死的原始宗教思想的产生，恩格斯是这样论述的：“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点”(《马恩选集》第4卷第219—220页)。将自然力，人格化为神的现象，以及人死后灵魂仍然活着的现象，几乎是原始人类各种宗教普遍存在的。古埃及国王修金字塔时，必须留个小洞，以便让灵魂出去。佛教则视灵魂为轮回的主体。基督教则认为人死后，灵魂得救而升入天国。伊斯兰教则认为灵魂附于人体时，人才有生命，反之则是死亡或入睡。

　　古拉丁文灵魂是“anima”，是指人体中非物质的，或与肉体相对的那一部分。在希腊哲学中，灵魂一般被视为生命与运动的原则。泰利斯认为它是事物内部固有的推动力。柏拉图认为动物灵魂功能中最高级的是理性功能，唯有这种功能才能独立于人体之外。他说：“在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中，除了诸神之外，他的灵魂是最神圣的，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法律篇》)。

　　中国原始社会时，认为人死后，魄就消散了，而魂却继续存在。享受子孙的祭祀。我国的道教认为灵魂是“道”的真谛，其义曰：“追摄先天，心死神活，神室有主，永久不坏，大道成矣”(《神室八法》)。我们常用的成语“魂飞魄散”，“魂不守舍”，不都是灵魂脱离肉体躯壳的明证么？但是，灵魂一词，并非唯心主义的专利。现代心理学中，灵魂已经被当作心理现象的同义语。人们常说：没有正确高尚的价值观，就等于没有灵魂。

　　我之所以着重地谈灵魂，是因为《斐多》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个议题。苏格拉底作为一位哲学大师，为什么被判处死刑，为什么不逃亡。他宁可像殉道者那样从容赴死，也决不低头认罪？这在世界伟大先哲当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些问题，您可以参阅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希腊哲学史》(汪子嵩等四位学者著，人民版)第2卷第2编专论苏格拉底的第6、7、8章以及第3编专论柏拉图的第17章《斐多篇》。虽然在哲学术语上二者有些差异之处，但却大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杨绛新译《斐多》的理解。

　　客：我偶尔看到朱光潜在五十年代中期曾经翻译《文艺对话集》，谈到苏与柏师徒二人的哲学思想之不可分与不好分(第11页)。朱先生说柏拉图写的对话集约四十篇之多，其中有三十五篇的主讲人是苏格拉底。

　　主：从苏的从容赴死，以及产婆式的诘难与启发对手的方式，我认为《斐多》更能代表苏格拉底，而不是柏拉图。

　　每当我读到译文中讲到“见物思人”，见到七弦琴就想到心爱的人奏出的和谐的音乐时，见到苏格拉底谈到自己的不幸并非不幸时，我就会悲从中来。您听这一段：“天鹅平时也唱，到临死的时候，知道自己就要见到主管自己的天神了，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我相信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我一丝一毫也不输天鹅。我临死也像天鹅一样毫无愁苦”(见50页)。

　　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翩翩起舞，悠然自得。忽然醒来，发现我分明是庄周呀。但他又不明白：不知道是庄周梦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化成了庄周？梁山伯与祝英台，生前不能成眷属，死后化为一对形影不离的蝴蝶。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压下，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些都是人与“非人”，肉体与灵魂在生活中发生矛盾，或对立、或统一的一种幻象的“物化”的结果。苏格拉底将自己“物化”为从容欢乐地面对死亡的天鹅，不仅融文学于哲学之中，而且在哲学史上他是最早把自然哲学转到对社会伦理的思考，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西塞罗语)，最早使纯洁的灵魂“物化”的第一人。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哲学简单地像切豆腐似的，一刀两块：唯物与唯心；前者好，后者劣。王熙凤就不信什么阴司报应，可谓唯物论者吧，但你看她贪污放高利贷，何等狠毒！而张学良却笃信基督教。列宁曾经如是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

　　客：对！这话值得我们深思。柏拉图就是哲学史上最早以唯心主义反对唯物论的机械论的人。

　　主：苏格拉底还问齐贝：“和死不相容的叫什么？”答：“不朽！”我总觉得钱钟书为中国为世界留下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法国总统希拉克说，钱钟书是20世纪的世界文豪，一点也不过誉。

　　这些精神遗产，将造福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先生确实是不朽的。我认为李铁映在钱先生周年祭前夕发表的文章《深切缅怀学术文化大师钱钟书》(《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6日)，情辞恳切，评价公允。我记得文中有四个标题：1、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2、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3、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4、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这篇文章中心思想是：纪念钱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我认为，当代中国不仅需要高科技的大学者，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也需要钱先生这样的大学者。

　　客：对呀！今年《博览群书》杂志第7期，发表了杨宪益回忆钱钟书的文章，说钱先生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杨宪益客观公正的评说，使我想到《围城》被盗版，超过人民文学正版的两三倍，多达数百万册。按苏格拉底的分析，这些偷盗者属于坏蛋，但够不上他所说的“出色的坏蛋”；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了丧尽天良的坏蛋，生性固恶而没有一丁点儿人性的坏蛋，乘人之厄而仗势欺人的坏蛋——都该算是表演出色的坏蛋了吧？但出色的坏蛋毕竟还是极少数。他们的表演，只是向世人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同时也是一种极妙的自我揭露。向已故大师泼污水，对一位孤老太太百般纠缠，太欺负人啦！杨宪益先生不过代表了公众舆论的正义倾向而已。在《杨绛散文》的卷首，以她自译的兰德的《暮年余热·献词》，那段深邃而从容的诗句，可以说是杨老的自白，也是对那几个无耻之徒的侧面回答。我们那里几个青年人，几乎个个都能背诵：“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主：您刚才背诵兰德的诗，我也觉得最能代表杨先生人到九十的一种自况。

　　客：现在有些浅薄之徒妄图通过贬损钱钟书来进行疯狂的自我炒作。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说《围城》是伪经典。请问，谁封《围城》是经典啦？

　　主：这位酷评家还有见不得人的抄袭行为呢，已被《文汇读书周报》的一位作者揭露在案。

　　客：酷评家应该从精神境界上学学横渡渤海的勇士张健的那种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毅力，长期准备，厚积薄发。别想靠高音喇叭在图书市场哇地一声嗥叫，从此就一跃成为世界文豪。

　　主：还有人说，《管锥编》《谈艺录》是零零碎碎的随笔，并未构筑成体系。

　　客：我正想问呢，不知杨老对此有何看法？

　　主：老太太对这些东西，从来不予理睬。她认为钱先生生前也从不介意。关于钱著没有体系的问题，我想请持此论的人看看《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第五章“大师开宗立派之流弊”。钱先生一向主张文体如谈家常，反对故作深奥状。你看苏格拉底与学生们的对话如聊天，跟《论语》、《孟子》何其相似。这些先哲不是不能构筑体系，而是不愿作茧自缚，并以窠臼牢人。黑格尔在谈及苏格拉底时，说他的哲学决不脱离现实生活的原因，“是他的哲学不企图建立体系”(《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章第51页《苏格拉底》)。

　　客：我认为最能说明钱杨两位老学者对生死、利害、荣辱……超凡脱俗的一个有力的证明是，钱先生的遗愿：三两个亲人送别；不举行任何仪式；不留骨灰。这好比是钱钟书以实践写的自传的最后一章的一个言行一致的圆满的句号。他问心无愧，带着净化的灵魂，骑鹤西行了。但是当我们想到长年来忧伤劳悴的杨老，一下子失去了两位亲人，禁不住为她的遭遇而热泪盈眶；想不到几个坏蛋还是只顾炒作捣鬼，旁观者都气不公！但杨老却岿然不动，处之泰然，毫不生气，您说她靠什么力量支撑自己呢？

　　主：这就回到咱们开头的问题了。老太太快九十了，怎么又翻译起希腊哲学来了呢？

　　客：为什么呢？

　　主：嗨！咱们以上的谈话也基本上做了些解释；不过，我们别忘了老太太后记里自己说的话呀。她是要“投入全部心力，忘掉自己。”

　　客：于是为我们翻译了这本有价值的书。

　　主：说实话，我们未必完全读懂了。

　　客：那么，那几个出色的坏蛋们看得懂吗？

　　主：他们？压根儿不会看。

　　客：一定会看！想尽方法也要弄一本的，找岔儿呀，挑错儿呀；然后一气化三清，一人用几个化名，异名同声地进行泼妇骂街！这种战法早已老掉牙了！

　　主：经你一说，我倒也在想，他们能不能看懂啊？他们会不会认真想想自己的一生，很短促呀！别死乞白赖地争名逐利，冲昏头脑，一辈子白活！

　　客：肯定不会。他们自己美着呢！他们自欺欺人，又反过来欺世盗名，欺得神神叨叨，云山雾罩。他们的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永远良好！希腊神庙有一句著名的神喻：“认识你自己！”这帮出色的坏蛋们，今生今世，是绝对不会认识自己的。

　　主：反正老太太不是为他们翻译的。因小人而生气，恰恰中了小人计。别提这些个不是东西者流了，恶心！

　　客：您这一番话，倒激发了我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回去我想再精心细读杨老以她的心血译成的天鹅之歌。

　　主：对话嘛，启发切磋是互相的。我倒应该谢谢您莅临寒舍。(作者：舒展/转自《中华读书报》)